说起民国时期的天乳运动，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名字听起来挺新鲜，甚至有点儿怪怪的。其实，这是一场真真切切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改革，核心目标就是解放女性的身体，禁止妇女束胸。 别看这只是个“穿衣习惯”的问题，当时政府可是下了狠手，发现一次就罚50大洋，这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这场运动到底有多疯狂？ 想象一下，民国初年的街头，时髦的城里姑娘们个个追求“平胸才是美”。她们可不是天生如此，全靠一件叫“小马甲”的玩意儿死命勒着。 这玩意儿像件迷你铠甲，前面钉满密密麻麻的扣子，一扣紧，胸口憋得气都喘不顺，夏天捂出一身痱子，冬天也脱不下来。为啥要遭这罪？一来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觉得女人胸大是“村下婆”，羞耻；二来新思潮喊“男女平等”，有些姑娘懵懵懂懂，以为把胸勒平了、看起来像男人，就叫平等了。 更离谱的是，1920年那会儿，政府管得比老妈子还宽，女子要是敢穿短袖露个胳膊，搞不好就得蹲局子。衣裳越做越窄，胸却越勒越紧，女人喘气都成了难题。 这时候，几个喝过洋墨水的先生看不下去了。胡适拍着桌子喊：“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他担心束胸伤身，女人身子垮了，哪能养出健康的娃？另一位叫张竞生的博士，说话更冲，直接把束胸布骂成“毒蛇”，说再这么勒下去，不用等洋鬼子打进来，咱们自己先把自己勒绝种了。 话糙理不糙。想想也是，那勒胸的白布条子，缠得死紧，不光压得胸疼，肺也展不开，呼吸都短半截，时间长了肺病找上门，喂孩子的奶水也憋回去了。这哪是穿衣，简直是慢性自杀。 真正的“爆点”在1927年三八妇女节。武汉街头，二十多万妇女闹翻了天，喊着要解放。突然，十几个女人做出了让全城目瞪口呆的举动——她们一把扯掉上衣，赤着上身冲进游行队伍里！围观的老古董们差点晕过去，骂声一片。 可这群勇敢的女人（据说很多是风月场的女子，受够了束胸的苦）不管不顾，高呼“束胸是最不人道的！”，把积压的怒火全吼了出来。这场面太震撼，政府也坐不住了。 果然，几个月后，广东的大官朱家骅就甩出一纸禁令：全省女子，三个月内统统给我解了束胸！超时还敢勒？抓到了就罚50块大洋！ 这50大洋啥概念？够普通工人一家老小紧巴巴过两三个月。 鲁迅先生那会儿在教育部当官，一个月也就60大洋。罚款狠不狠？真狠！效果呢？立竿见影。街头巷尾突然冒出了“女子束胸警察”，专门盯着女人胸口看，眼神比查酒驾还犀利。 有个叫卫清芬的小媳妇，刚解了束胸就被公公骂“伤风败俗”，逼着重新勒上。结果刚出门就被警察逮住，50大洋没了。公公嘴硬：“罚！咱家有钱！”没过几天，警察直接上门“复查”，又罚50！老爷子这下彻底肉疼，再也不敢吭声了。大洋面前，老顽固也得低头。 束胸布是扔了，新麻烦又来了。不勒了，穿啥？西洋的“胸罩”（当时叫“义乳”）还没流行开。不少女人只能硬着头皮穿“真空装”——外衣里面啥也没有。 走在大街上，浑身不自在，比被罚款还难受。幸好，大明星阮玲玉站了出来。她大大方方穿上新式的“义乳”，身姿挺拔又自然，在电影里一亮相，立刻成了全国女性的偶像。 橡皮做的“义乳”能托住胸又不压着，总算让女人们松了口气。风气一开，上海滩的女人们胆子更大了，泳装也敢上身，旗袍也敢裁得曲线毕露。束胸布裹了上千年的身体，总算能透口气。 回头看这场“天乳运动”，挺有意思的。你说它进步吗？当然！它用近乎粗暴的罚款方式，硬生生撕掉了勒在女性胸口千年的布条，让她们的身体从畸形的审美和虚伪的礼教里挣脱出来，实实在在减少了病痛。 政府喊的口号也挺“高大上”——“强国强种”，把女人胸脯子的事儿都扯到民族存亡上了。但这运动骨子里，还是“男人视角”。解放乳房，是因为“母亲不健康，孩子就不健康”，因为“影响民族未来”，而不是首先在乎女人自己舒不舒服、乐不乐意。 更讽刺的是，刚把“平胸美”打倒，新的紧箍咒又套上了——广告画报里全是前凸后翘的摩登女郎，“义乳”卖得火，平胸的姑娘们又开始发愁，琢磨着塞棉花、垫皮球，就为挤出点曲线。从一个极端，晃荡到了另一个极端。身体的枷锁砸开了，可心里那根审美的绳子，好像还松松地挂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