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谷牧派8人秘飞上海，探到上海帮派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讯息 ［1976年10月8日清晨，北京玉泉山］“老王，你到上海后，务必给我报一声平安。”谷牧把声音压得极低，只留下这句话。话音散在山间冷风里，空气却像被拉紧的弦。 从9月9日毛主席逝世到10月6日凌晨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不过短短二十七天。北京城里消息一层套一层，外界只知“四个人”被控制，却猜不到上海正暗流汹涌。华国锋与叶帅担心上海“出岔子”，最挂心的人便是谷牧——他在上海工作多年，深知那里的复杂。 7日晚上，谷牧临时召集袁宝华和七位熟手：徐良图、李景昭、曹大澄、干志坚、王德瑛、陈斐章、周力。八人一个特点：对全国计划、生产一线烂熟于心，跑地方调研的理由天衣无缝。谷牧没提“安全”二字，却掏出一包写着“调研卷宗”的牛皮纸，“明早八点半，虹桥见。” 专机9日上午准点落地。意外先来了——无接机车辆。王守家立刻拨给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对方慢悠悠：“陈阿大还没批示。”语气里的迟缓像湿棉花，偏偏透着试探。八人对视，心里有底：自己已被盯上。 被临时塞进那幢三层小楼后，电线杆般的“服务员”在走廊来回踱步。楼梯被木板钉死，只许乘电梯。周力小声嘀咕：“这不是招待，是看守。”众人暗暗分工：王守家盯对外联络，曹大澄寻找“突破口”。 曹大澄想起谷牧临行前的暗示——“带几幅画，务必亲手送王一平。”王一平当年与谷牧同窗、又共事上海，熟门熟路。10月9日下午，曹大澄以“寻访藏品”为由，甩掉跟梢者，沿淮海中路七拐八绕敲开一扇老洋房门。 屋里除了王一平，还有李庸夫。画轴未及展开，王一平先低声说：“昨晚上海进入一级战备，民兵三万一千待命，二千五百精干集中静安寺一带。”李庸夫补充：“7日凌晨起，他们已向二十几家工厂发枪，主事的是徐景贤。” 曹大澄冷汗直冒，却装镇定把黄胄新作《菊花螃蟹图》摊在桌面。“你看，这螃蟹横着走，但秋风一过就得老实。”王一平会意，递上平整的速记本：里面详细列着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在7日至8日全部通话和调兵暗语，末页写着醒目的暗号——“我娘心肌梗塞”，意味最危险级别。 当天深夜，八人在衡山饭店七楼房间拼起茶几，将情报分装三份。李景昭带主件北返，王守家备用件留沪，曹大澄留下继续搜集。10日中午，李景昭的包被贴上“特急”标签，直送中南海。傍晚，“上海来信第一号”就放到华国锋与叶帅案头。 中央很快决定：先稳人心，再调人。11日凌晨，马天水被要求亲自致电徐景贤、王秀珍，理由是“主持工作”，实为诱使二人赴京。电话里马天水强忍心慌：“有些事必须来北京汇报，当晚车票我替你们办好。”两人不敢违拗，12日清晨登车北上。 上海那边临战命令因此被强行按下暂停键。民兵收枪，电台值班室撤了三分之二。等徐、王意识到“再定”已无可能，人已在京西宾馆。与此同时，谷牧授权的八人仍稳坐衡山饭店，静观风向。陈阿大这才后知后觉，暗骂自己“放进狼”。 13日晚，中央广播突然播出“关于粉碎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通告”。衡山饭店外的马路灯一盏盏亮起，巡逻民兵换成普通警察。王守家倚在窗口，看见对面报刊亭排起长队，他悄声说：“上海，安全了。”一句话，却让屋里所有人长长舒了口气。 很多年后，王德瑛提起那趟“计划工作调研”，只淡淡一句：“没开一枪，就靠几页速记本。”局外人听来不可思议，但在那风声鹤唳的十月，“信息”本身就是最锋利的武器。八人各司其职，云淡风轻地移走了压在共和国心口的一块巨石，这段故事才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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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