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每逢毛泽东的生日，一个穿着破烂的妇人都会排队进入毛泽东纪念堂，直到 22 年后，一值班人员认出了其身份。 1976 年 12 月 26 日的清晨，北京的寒风像针一样扎在人脸上，纪念堂外的队伍已蜿蜒成灰黑色的长龙。 她穿着打补丁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鞋底裂开的缝里渗着融雪，却始终攥着衣角，目光牢牢锁着纪念堂的穹顶，仿佛那片冰冷的建筑能透出往昔的温度。 那年她刚过三十六岁，鬓角却已爬满银丝。队伍里有人议论 “这大姐咋穿这么破”，有人给她递暖手宝，她总低着头说 “不冷”，声音轻得像飘落的雪花。 值班员后来才知道，她口袋里揣着 1943 年延安拍的全家福，相纸边角被手指摩挲得发毛，父亲抱着她站在窑洞前，身后的黄土坡上还开着野山桃。 1983 年的冬天特别冷，鹅毛大雪没过脚踝。她戴着顶洗得发白的棉帽，排在队伍里跺脚取暖，棉布褂子上落满雪，像披了层碎玉。 有年轻警卫见她冻得嘴唇发紫，想领她去休息室，她却指着前面拄拐杖的老人说：“他比我更需要。” 那天她排了四个小时，进灵堂时睫毛上还挂着冰晶，在水晶灯下发亮。 后来老警卫翻看监控才发现，她在毛主席坐像前站了整整十分钟，右手始终按在胸口，像是在丈量心脏到父亲的距离。 九十年代的纪念堂前，队伍常稀稀拉拉。1992 年冬至，她排在第七十三位，前面是个拎马扎的退休教师，后面是举 “毛主席万岁” 横幅的老农。 队伍挪动时，老农不小心撞到她，瞥见她腕上褪色的银镯子 —— 内侧刻着 “讷” 字，正是贺子珍当年让人打的。 老农突然哽咽：“您这镯子，跟我娘给我打的一模一样……” 她没接话，只是帮他扶正横幅，霜花落在两人之间，结成透明的茧。 1998 年最后一次排队时，她的呢子大衣打了三块补丁，布鞋头磨得露了线。 那天她来晚了，队伍快到闭馆时间，值班员认出她后打开内部通道，她却在门口停了三秒，望着穹顶的五角星 —— 那形状像极了父亲曾给她折的纸船。 进门时她轻声说：“明年早点来。” 可第二年，队伍里再也没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 后来老警卫们说起她，总记得 1988 年暴雨那天。 她躲在纪念堂廊柱下避雨，看见个男孩摔在水洼里，连忙跑过去抱起来，自己膝盖磕在石阶上，却先给孩子擦脸上的泥水。 有人劝她：“您是主席女儿，咋能这么拼？” 她低头拍着孩子身上的水珠，说：“我爹教我的，看见人落难就得帮，跟是谁女儿没关系。” 二十二年里，她从没说过自己是谁，只在 1984 年帮一位失明老人讲解浮雕时，才轻声提过： “这是五四运动，我爹当年在长沙……” 话没说完就红了脸，像做错事的孩子。 那些年她攒下的纪念堂门票，每张背面都用铅笔写着年份，1998 年的那张，字迹浅得几乎看不见，像滴在宣纸上的淡墨，慢慢洇进时间的纹路里。 如今纪念堂的留言簿上，偶尔会有这样的字迹：“2001 年见过一位阿姨，穿旧蓝布衫，在毛主席像前放了朵野山桃，跟我奶奶说的 1943 年延安窑洞前的花一个样。” 没人知道，她最后一次离开纪念堂时，在广场的梧桐树下站了很久，风吹起她斑白的头发，恍惚间又回到七岁那年。 父亲牵着她的手走过延河，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能接住此后二十二年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