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得知家人还幸存人世，携妻子回乡见母亲，看到原配穿得破破烂烂，手上还拿着猪馊桶在干活，刘忠极为内疚，一直以来他都以为原配不在人世了。 而看到这一幕，妻子伍兰英趋步向前，也对她深情的鞠了一躬：“嫂子！老刘身上的军功章有你一半！” 汽车停在村口时，扬起的黄土扑在刘忠的军装上。他盯着不远处土屋前那个佝偻的身影，手里的猪食桶边缘豁着口，桶里的馊水在晃动中溢出，沿着龟裂的手背往下淌。 王四娣的棉袄袖管短了三寸，露出的手腕像枯树枝，补丁摞补丁的裤脚沾满泥点 —— 这和他记忆中 1930 年那个在村口送他参军的年轻妇人判若两人，那时她梳着油亮的发髻，围裙上还绣着新摘的栀子花。 “四娣？” 刘忠的声音在喉咙里打了个颤。王四娣猛地抬头，手里的木桶 “哐当” 落地，馊水溅湿了她露出脚趾的布鞋。 阳光穿过她额前的白发，照亮脸上深如沟壑的皱纹，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爆出难以置信的光亮。 “阿忠？” 她试探着往前挪了半步，袖口磨出的毛边扫过刘忠胸前的军功章，“真的是你……” 警卫员后来回忆，从没见过司令员那样失态 —— 这个在孟良崮战役中率部穿插的铁血将领。 此刻蹲在泥地上，用手指轻轻拂去王四娣手背上的馊水，却发现那道疤痕是当年为给红军送粮被地主家狗咬伤的。 土屋的门槛被岁月磨得发亮，门框上还留着 1929 年他用刺刀刻的 “革命到底” 四个字，如今已模糊成几道浅痕。 土屋里的光线很暗，墙上挂着的破斗笠滴着水，灶台前堆着半筐红薯藤。 刘忠的母亲躺在床上，听见动静后摸索着坐起，枯瘦的手抓住他的军装袖口：“儿啊…… 娘以为你早被白狗子害了……” 老人的棉裤上还留着 1934 年国民党军搜查时刺刀挑破的口子，王四娣用碎布拼成了补丁，针脚细密得像村口的渔网。 “1935 年保长说你牺牲在湘江，” 王四娣往灶膛里添着湿柴，浓烟呛得她直咳嗽： “娘听了就晕过去，我揣着半块馊红薯跑了三十里山路，才从镇上药铺换来半副安神药。” 她掀起锅盖，里面是掺着观音土的糊糊，“那年月讨饭，人家看我们是‘匪属’，拿扁担赶我们。有次娘饿昏在雪地里，我把她的脚塞进自己怀里暖……” 刘忠摸着母亲脚踝上的冻疮疤，那是 1941 年大饥荒时留下的。王四娣从床底拖出个瓦罐，里面装着晒干的野菜，罐底垫着张泛黄的纸。 是 1932 年他托人带回的家书，纸页间夹着片干枯的枫叶，那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捡的。 “怕被保长搜去，藏在墙缝里二十年。” 她的手指划过 “等革命胜利，接你们过好日子” 的字迹，泪水滴在 “好” 字上，晕开一片褶皱。 伍兰英把带来的新棉被铺在母亲床上，转身看见王四娣偷偷把半块玉米饼塞进灶膛 —— 那是留给母亲的早饭。 她默默打开行李，把带来的奶粉和红糖放在灶台上，却在看到王四娣补丁摞补丁的围裙时，突然想起刘忠说过的话： “1931 年我受伤，是她揣着草药爬了三天山送来，自己被毒蛇咬了腿，却把草药先给我敷上。” “嫂子，” 伍兰英突然对着王四娣深深鞠躬，“老刘常说，没有你在家尽孝，他没法在前线打仗。” 她解下刘忠的军功章，轻轻放在王四娣粗糙的掌心，“这‘八一勋章’，有你一半功劳。” 王四娣慌忙摆手，军功章的棱角硌着她掌心的老茧 —— 那是常年推磨留下的。 刘忠看着两个女人，突然想起 1949 年解放成都时，他站在城楼上，心里想的却是：“四娣和娘，还在不在人世？” 回程的车上，刘忠把母亲和王四娣的铺盖卷放在腿上，里面有王四娣连夜缝的鞋垫，针脚里塞着棉花 —— 那是她攒了十年的嫁妆。 伍兰英给他披上大衣，却发现他肩膀在微微发抖。“1934 年我跟着部队过草地，” 他望着窗外倒退的农田，“饿极了就想，她们在家有没有口吃的……” 后来王四娣常对邻居说：“伍妹子待我比亲妹妹还亲，给我做的新棉袄有两寸厚。” 她把军功章锁在木箱里，每年刘忠生日才拿出来擦擦。 而刘忠每次回家，都会先去灶膛前坐会儿，闻着熟悉的柴草味，仿佛又回到 1930 年那个清晨。 王四娣塞给他煮熟的红薯，说：“阿忠，打跑白狗子就回来，我和娘等你。” 如今在福建革命历史纪念馆里，陈列着刘忠的军功章复制品，旁边放着王四娣用过的猪食桶。 讲解员会指着桶上的豁口说：“当将军在前线浴血奋战时，他的家人在后方用这样的容器装着馊饭，却把最后一口粮食留给红军家属。” 而在刘忠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我胸前的勋章，是无数个像四娣这样的妇女用苦难擦亮的，她们留在后方的身影，和前线的枪炮声一样，都是革命胜利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