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郭沫若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失去了一个文人应有的尊严。这个问题真不能怪郭沫若，要怪只能怪毛主席太伟大了，让人不能不崇拜。 郭沫若，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出身书香世家，早年负笈日本。 他才情横溢，是新诗的奠基者之一，一部《女神》以其浪漫激昂之姿，奏响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让人们看到了诗歌突破传统藩篱后的崭新模样。 此后，他又在历史研究、考古领域深耕，甲骨青铜之上，他探寻着古老文明的脉络，考据文章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 在时代的浪潮中，他不只是埋首书斋的文人，还投身于革命的洪流，担任北伐的秘书长、南昌起义的政治部主任，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为剑，呐喊奔走，成为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后来更是在共和国成立后，挑起文联和科学院的大梁，为国家的文化科学事业殚精竭虑。 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创作了诸多诗文，对毛主席以及新中国给予了极高的礼赞。 一句 “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满含赤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更是毫不掩饰对毛主席的敬重。 也正因如此，后人在议论他时，不乏有 “失去了文人应有的骨气和独立” 这般的评价。 有人称他是 “权力诗人”，质疑他在权力面前失去了自我；但也有人觉得，这是他真情的自然流露，是对伟大领袖发自肺腑的尊崇。 只是简单地将其置于当下语境评判，未免太过片面。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国家百废待兴、全力重建的特殊岁月。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既有着深厚文人底色，又长期置身于政治漩涡中心的知识分子，其抉择远非如今这般简单纯粹。 当我们试图评价郭沫若时，不妨深入那个时代去思考：在国家急切需要凝聚力，需要文化力量团结一切可团结之人的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的 “纯粹独立”，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定义？ 郭沫若对毛主席的崇拜，绝非空穴来风。这其中，既有他个人性格因素。郭沫若性格外放且感性，情感浓烈而炽热。 当他遇见毛主席，一位真正扭转乾坤、改变时代走向的伟大领袖时，内心的敬仰之情犹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 这种感情，恰似李白遇见能让他施展抱负的盛世，苏轼在变革时代对改革者的期许，是文人对能成就非凡事业、推动时代进步之人的倾慕，是中国文人传统中 “士为知己者死” 情怀的现代映照。 1945 年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与毛主席会面，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佩戴多年的欧米茄手表赠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也十分珍视这份情谊，一直佩戴着这块手表，即便表带换了又换。 这一细节，足见两人之间真挚的友情，更彰显出那个特殊时代里，天才文人与伟大领袖之间超越身份地位的惺惺相惜。 再看郭沫若对毛主席诗词的评论、唱和，以及为毛主席诗集写序等文章，字里行间满是敬重与敬畏。 他从毛主席的诗词中，感受到了一种磅礴的力量，一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洞察，一种对人民深沉的热爱。 毛主席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推翻 “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更是在文化层面，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独特的文化见解，与郭沫若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毛主席能写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般豪迈之语，郭沫若便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回应，这是诗与诗的对话，是心与心的交融。 在那个新中国初立，急需凝聚人心、发展建设的大时代，郭沫若扮演着多重重要角色。 他不单单是一位诗人、学者、作家，更是一座连接文化与政治、知识界与广大民众的桥梁，一面引领文化界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旗帜。 他将自己的全部学识、满腔热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国家，以自己的影响力，团结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这种赤诚，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能展现出的最高尊严？在国家大义面前，将个人融入时代的洪流，为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担当。 历史上，在大变革时期，众多一流学者、艺术家往往会被时代巨人所吸引。 他们在领袖面前表达出的敬意，绝非卑躬屈膝，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理想的共鸣。 他们深知，领袖所追求的，正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理想，领袖就是志同道合之人，是引领自己乃至整个民族前行的引路人。 毛主席的伟大，全方位地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在他的引领下，郭沫若将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才华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共同铸就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