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8岁竺可桢博士毕业，被女校长堵在家里。对方语出惊人：“你娶我妹妹，不然不准走！”20年后，竺可桢想起来，忍不住抱着妻子嚎啕大哭。 竺可桢年轻时曾在哈佛求学，博士论文刚写完，国内数所大学就纷纷来信邀请他回国任教。 启程前几天的傍晚，竺可桢的宿舍门突然被敲响。门一开，一位身着男装的中国女子站在门口，直言道：“我叫张默君，来替我妹妹提亲。” 她不寒暄、不绕弯，一口气说出妹妹的名字叫张侠魂，又补了一句：“你若不同意，我不许你回国。”这一句话，说得竺可桢一时发愣。 那一晚，两人从教育谈到婚姻，从天文说到政治，一直谈到深夜。分别前，她留下话：“我妹妹不是做贤内助的料，只能做你共进退的战友。” 几天后，竺可桢给张侠魂写了信：“未识其人，先见其姐，愿试一生。” 真正与张侠魂见面，是他回国之后的事。 那天，她穿着蓝色长裙，剪着短发，言语利落，见面不绕圈子，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说：“你要是收下它，就算我们成了。” 竺可桢也从兜里掏出一支法国笔，交换之后，还说了句：“你记得用它给我写信。” 1919年，两人在上海结婚，不摆酒、不闹房，婚礼只请了几位至亲，第二天便一起搬进了教职工宿舍。张侠魂从那之后就退出了职场，专心照顾家庭，接连生育了五个孩子。 早在1916年，张侠魂就已成为中国第一个乘坐飞机的女性。那次飞行发生事故，她从高空坠地，重伤左臂，捡回一条命。 张侠魂人如其名，从不掩饰性子泼辣，做事带劲，说话不拖泥带水。她自幼读新式学堂，提倡男女平权，十六岁就公开撰文称：“女子若不参政，国将不国。” 竺可桢后来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动乱中带领全校西迁四次。从杭州出发，一路辗转江西、贵州、昆明，每次迁校，他都带着家人和全部教学设备同行。 张侠魂既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还要安排搬运、做饭、缝衣，维持后方秩序，照料病弱师生。 1938年，浙江大学在江西泰和落脚。暂时谋来喘息机会的张侠魂却突然感染疟疾，一病不起，孩子竺衡也不幸病倒在床。 几天后，孩子病重去世，她听闻消息后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想去儿子床边，刚碰到床沿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竺可桢赶回时，她已病入膏肓，躺在草席上，人瘦如柴，嘴唇发紫，眼神却仍旧清醒。她只轻声说了句：“孩子走了，我不能先走。”第二天清晨，张侠魂断了气。 她走得悄无声息，临终未留一句话。竺可桢一夜未睡，次日将她生前送他的那支钢笔一起放入棺中。他写下悼亡诗：“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两年后，竺可桢与物理系陈汲再婚。可直到晚年，他仍时常在日记中提到“侠魂”二字，有时字迹浓重如墨泼纸背。 张侠魂来自湖南名门之家，家教严格，家风严谨。她从小接受西式教育，能读英文、练骑射，主张婚姻自主、女性解放。 从年轻时起，她便不信媒妁之言，一切都讲明白讲清楚。她对婚姻没浪漫幻想，只讲责任与信念。 他们的婚姻没有过程中的温情，却有一生的并肩。 她从不曾做过竺可桢的附属品，却是他最坚定的后盾。在那些兵荒马乱、疫病横行的日子里，她既是母亲、是后勤、是管家，也是战时的同行者。 许多年后，竺可桢设立“侠魂奖学金”，专门资助贫寒学生。 他很少再提起张侠魂，但每当讲起那些西迁往事，总会略过一段话后，突然顿住，说：“她比我，更值得进教科书。” 很多年以后，他还在日记里写着：“予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