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临终前，他支开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厚着脸

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临终前，他支开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厚着脸皮对她说：“你已经守寡2年，真是苦了你了。但我死后你也一定不要改嫁，我有要事相求！”孙媳妇重重地点点头。

苏州城潘家老宅的屋檐下飘着中药味，潘祖年躺在雕花木床上，蜡黄的脸上蒙着一层死气。

伺候在病榻前的除了老管家，还有个梳着发髻的年轻媳妇，她叫潘达于，嫁进潘家两年就成了寡妇。

潘祖年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抬手挥退下人，独独留下孙媳妇。

老头儿心里明镜似的，眼前这二十出头的姑娘是潘家最后的指望。

外头世道乱得像锅粥，当铺的、洋人的、军政府的眼睛都盯着潘家老宅地底下的东西，那可是祖上三辈子攒下来的家底，更藏着两件要命的青铜器。

要说潘家的事，得从乾隆年间的状元潘世恩说起，这个读书人当真了不得，当年在京城金銮殿上对答如流，后来官做到武英殿大学士，在苏州城里置办下偌大家业。

等到了潘祖荫这辈更是个痴迷古董的主儿，把俸禄全换成字画青铜，连亲弟弟潘祖年都说他："哥这是要把整个古玩铺子搬回家。"

可天有不测风云，潘祖荫没留后，当家的担子落到潘祖年肩上他倒是能守成，可架不住子孙福薄。

好不容易过继个孙子潘承镜，哪成想刚娶媳妇三个月就病死了，留下新过门的丁家姑娘守着空房。

按老规矩，这孙媳妇该改回本姓，可他硬是让族里改了谱牒，给孙媳妇冠了潘姓。

"达于啊......"他喉咙里像塞着棉花，"我床底下那个樟木箱子......钥匙在佛龛的香炉底下......"话没说完就咳得惊天动地，痰盂里溅起暗红的血沫子。

潘达于攥着老人枯柴似的手，感觉有块冷铁塞进掌心，一看竟是把铜钥匙。

要知道潘家地库里的东西，那可是能惊动半个古董界的，光是商周青铜器就装了三大间屋子，更别说那些唐宋字画、明清瓷器。

但最要命的是两件大家伙：大盂鼎和大克鼎。这俩青铜器都是西周年间的老物件，大盂鼎足有三百多斤重，鼎身上铸着密密麻麻的铭文，记载着周天子赏赐贵族的恩典。

早年间就有人惦记这两件宝贝，光绪年间有个叫端方的两江总督，仗着官威三番五次上门讨要。

潘家人也不傻，推说东西早卖给了山西票号，后来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这事才算揭过。

但到了日本人打进来的年月，潘家老宅的门槛都快被踩平了，有穿长衫的掮客，有挎军刀的佐官，个个眼珠子都冒着绿光。

潘达于当家那会儿才明白什么叫"怀璧其罪"，白天得防着土匪绑票，夜里要提防盗墓贼挖墙。

最险的一次是1937年秋天，日本兵把老宅翻了个底朝天，刺刀把花园的牡丹都挑了个遍。

幸亏潘家有个忠心耿耿的老花匠，早年间跟着潘祖荫走南闯北，连夜带着家丁在后院挖了五米深的大坑，用桐油布裹着鼎身，周围填上石灰防潮。

那些年她过得像惊弓之鸟，白天穿着粗布衣裳在灶间忙活，夜里得悄悄查看埋鼎的位置。

有回下暴雨，埋鼎的土坑塌了半边，她带着老管家冒雨挖了半宿，浑身泥水活像个庄稼婆，等把鼎重新埋妥，天都亮了。

等到世道太平了，潘家人丁也散得差不多了，1951年开春，上海来了几个穿中山装的文化干部，说是要登记民间文物。

她思前想后大半个月，最后给北京写了封挂号信，信里就一句话："把大鼎交给国家，我才睡得着安稳觉。"

后来听博物馆的人说，卡车拉走大鼎那天，苏州城的老百姓都跑来看热闹，两个青铜器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十几个小伙子抬得满头大汗。

如今这两件宝贝，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当镇馆之宝，大盂鼎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