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天全陷入重围，弹尽粮绝，时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刘瑞龙接到命令，要动员群众、筹集粮草，撑住这最后一道口子。
可他明白，真正的麻烦不在敌人多凶狠，而在内部，张国焘坚持南下，拒绝党中央北上号令，整个红军正在走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路。
当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刚刚在懋功会合，党中央主张向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可张国焘不听，执意往南走，说要打到成都。
刘瑞龙清楚，这是一条险路，可他也没法违抗命令，只能咬牙执行，刚走没几天，红军就开始吃不上饭。
川康边这一带山高路险，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哪来多余粮食？队伍拉进天全和芦山一带后，前有薛岳，后有刘湘，红军两头受敌，被死死困住。
刘瑞龙带着宣传队在前面打旗写标语，“抗日救国，军民一家”，可他心里明白，这年头谁管你打不打日本？
老百姓看的是你有没有粮食给他们吃，是不是把地分了，红军穿着破棉袄，脚上是绑着草绳的布鞋，有的连鞋都没有，踩着冰霜继续赶路。
沿途筹粮越来越难，他亲自去找村里的族长，讲了三天话，才从一个藏寨里弄到两百斤青稞。
比筹粮更难的是解释路线。地方干部、战士天天问他：不是说好北上吗？怎么又往南？刘瑞龙只能解释说“是上级战略调整”。
可说完他自己都觉得没底气，那时候，朱德、刘伯承都劝张国焘别往南走，但没用，张国焘搞了个“中央”，还让人写文件对外宣布，说党中央南移，谁不听就是违令。
在芦山、荥经那一带打了几仗，红军都损失惨重，敌人熟地熟人，红军不占一点便宜，刘瑞龙一边在战场边线做动员，一边还得组织“宣传队伍”，上山下乡拉人参军。
为了争取当地支持，他专门让藏族翻译编成歌谣在集市唱，说红军是来分田的，不是抢粮的。还从商人那儿打听藏话里的忌讳和礼节，生怕一个用词不当，引起误会。
他还记得有一次在松潘边上一个混居村子，差点闹出事，几个战士饿极了，跑到羌族人家拿了点干粮，没给钱。
第二天全村人拿着柴刀堵在路上，刘瑞龙带着队伍赶过去，跪在族长面前磕了个头，说“我们是红军，不是贼”。
还命令当场退粮赔偿，用马匹、布匹换，谁抗命就处理，那一次过后，附近好几个寨子都同意给红军送粮。
他最难忘的是在江油筹粮，那年冬天，红军缺衣缺粮，刘瑞龙靠着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带着妇女会、少先队全村跑，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从民间筹出九百万斤粮食。
他说过一句话：“靠宣传不够，得靠人心。”这些粮食后来救了几千条命。
但再怎么筹，也救不了整个南下失败的大势，1935年11月，红军在百丈关遭遇大敌。
这一仗打得特别惨，打了四天四夜，敌人死了上万人，红军也伤了快一万，打完红军就得往康北撤，撤退中天全、芦山都丢了。
山路太难走，天寒地冻，有的战士脚冻烂了还继续走，刘瑞龙在一个断崖边上看着被炸毁的桥，坐了一个晚上，没说一句话。他明白，张国焘这一步，已经把整个部队逼到绝境。
再后来，红军退到甘孜，张国焘的“另立中央”也没了下文，队伍士气低落，有些战士说：“这仗打得像一锅烂泥。”刘瑞龙还得强撑着组织秩序，维持宣传工作。
他知道，再不收住，整个四方面军都要垮，他开始大力宣传党中央的决策，淡化“南下”的说法，开始重提抗日救国、民族统一的口号。慢慢地，队伍稳定下来。
南下失败后，刘瑞龙转战华东，在山东一带负责后勤。他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后勤调运，用上百万条小推车，组织数十万人，把几十万吨粮食送上前线。
后来被军中称为“小车推出来的胜利”，这句话后来进了课本，但他从来不说这事，只说“靠的是老百姓”。
建国后，刘瑞龙去了农业部门，干了几十年，走到哪儿都不带秘书，也很少发言，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年在川康，差点就把命撂下了。”
他回忆起张国焘那段时，语气一直很沉，没什么情绪，但一句话点破了全部：“那时候，命是命，路是死路。”
他留下的回忆录《刘瑞龙文集》，后被用作研究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史料，他的老屋，如今成了红色教育基地。
每年都有年轻人去参观，但真正能听懂那些标语背后意思的，已经不多了，刘瑞龙自己说过：“红军走错了路，是几万人命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