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湖南长沙的街头刚刚脱去战乱的阴霾，刘策成拎着一只旧藤箱走进省政府大门，他已经六十多岁，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拿着一封毛泽东的回信。
这封信上只写了一句话：“你可以去找程潜同志看看。”这句话，像一道桥，把这个曾经的国民党清官，带进了新中国的大门口。
刘策成，湖南新邵人，原名刘武，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历史老师，他教书讲课不用课本，讲得都是眼前发生的事，时政、历史一起掺和讲，学生们都说“刘师不讲死书，讲活人事”。
毛泽东上他的课最认真，写笔记最多，还在日记里说过：“刘先生，才华横溢，史识精绝。”后来毛泽东在学生会组织反对校长张干的斗争时，背后出主意的就是刘策成。
可这位老师，命运并不顺，1914年，他卷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被抓后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十五年。
出狱后，他没躲没藏，又回到讲台上教书，不久之后被蒋介石派去当浏阳、衡山两地的县长。
刘策成办事清廉，敢砍恶霸，修水渠、建义学，搞得地方很服气，老百姓送他绰号“刘青天”。
1923年，毛泽东遭赵恒惕通缉，长沙警察厅发出通缉令，当时厅长就是刘策成，他明明手里有毛泽东的行踪，却没有抓人，反而偷偷打了招呼，安排他转移出城，这个人情，毛泽东一直记着。
解放后，这些历史都成了问题，刘策成在国民党当过官，想在新政府谋职不容易，他年纪大了，失业又无依靠，只好给老学生写信，求个安排。
这封信辗转交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没有在信里直接给安排，只写了那一句：“你可以去找程潜同志看看。”
程潜是谁？那时已经是湖南省政府的“一把手”，1949年在长沙起义，和平交出湖南，虽然出身国民党，但在共产党这里也算是“自己人”。
毛泽东让刘策成去找他，就是安排他走地方路线，绕过中央，既帮了人情，也不引起风头。
刘策成拿着信，找到程潜，程潜本来就知道他，说：“老刘，你来了好，我正缺人。”就这样，刘策成被安排进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成了“参事”，有工资，有住房，也算有了着落。
可这个工作对他来说，还是太闲。他天天坐办公室，也不让他写文章，更不能讲课，他心里闷得慌。
没多久，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这次信写得很诚恳，说自己年纪虽大，脑子还清醒，最想做的事就是搞点学问，研究《庄子》那一套。
希望毛泽东能给他找个能读书写字的地方，他不是想高升，也不是图名利，就是想安安心心看点书，干点正事。
毛泽东看完信后，把信批给了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是湖南人，也知道刘策成的旧事。几个月后，刘策成被调到北京，进了中央文史研究馆。
这地方不是一般的单位，是给老学者、老文人“安置归宿”的地方，周恩来拍板成立，郭沫若任名誉馆长。
刘策成进馆之后，分到《庄子》研究组，专门整理《庄子内篇》的文献，他原本就精通《庄子》，这下找对了地方。
他天天抱着手抄稿，查古本、对版本，边看边改，搞了一套《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不光修订古文，还注释生僻字，连用哪个汉简作底本都详细标明。
他不图出书，不图名声，搞完就搁抽屉，别人要看才给人看，他说：“讲一辈子历史，总要留下点东西。”
1957年，刘策成在北京去世，那年他已经七十岁，最后一次讲课是在馆里小型学术会上，讲的是“逍遥游”中的“无待之境”，底下听众不多，全是些文史老前辈。
他讲完，一位年青的研究员说：“刘老真是讲透了。”刘策成摆摆手，只说了一句：“这是我这一生，早悟也晚悟。”
这事之后不久，他病倒了，去世当天，他书桌上还摆着他没改完的那册《南华真经》。
这段往事，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弯处，刘策成出身旧政权，做过国民党的清官，犯过大事，也救过人，几十年命运起落，最后能在新社会找到一处容身之所，靠的不是投机，也不是讨巧，而是一种“人还在，学问未绝”的坚持。
毛泽东当年一句“去找程潜看看”，看似轻描淡写，实际是绕开制度的缝隙，让一个旧时代的文化人还能继续发声。
程潜这一步承接得巧，也稳，地方出面，避免了中央背书的尴尬，到了李维汉这里，才真正落地，算是三步棋，走得不动声色。
这件事，后来没上报纸，也没写进史书，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整理中央文史馆资料时才提到：“刘策成，1951年入馆，研究庄子，资料存手稿室。”
纸短情长，那些年，很多像刘策成这样的人，都走过同样一条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