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衡阳战场上，一个本来要被枪毙的国军军官，硬是从鬼门关里杀了个来回，他叫王玉福，原本是第19师一个连长，因为和宪兵队起了冲突，伤了人，被判了死刑，可就在枪响前一刻，他被临时拉到前线去打仗。
结果，他带着一帮士兵，把日军阵地炸得稀烂，百人部队打完仗只剩十来个活着，他自己也差点没回来，可当他被推荐升官时，他摇头拒绝，只说了一句：我没脸当官。
衡阳保卫战那会儿是整个抗战里最惨烈的一场，王玉福卷进去的时候正是战况最吃紧的时候，他被送到前线的时候，已经是带着脚镣手铐的“死囚兵”了。
押送他的两个士兵把他拽到阵前，一句话没说就把他推了出去，他站在乱石堆里，看着眼前山头上日军的阵地，喘着粗气。
他不是怕死，他是心里还憋着一股劲，白崇禧临出发前对他说：“你想不想活，就看你能不能攻下来。”说得直接，也算公平。
他选了100多个兵，全是他自己挑的老兵，他说，不要新兵蛋子，这些人一个个眼神狠，手上有茧，是真正打过仗的。
他让大家把所有的弹药全换成手榴弹，机枪、步枪只配一半，剩下的全是爆炸物，他在地图上画了个“梯形突击队”的走位图，告诉士兵：“我们不跟他们对枪，咱们就炸。”
雨母山是个小山包，日军在上面修了好几个地堡，还有山炮，按常理根本不好打。但王玉福带的人就是硬，他带着兄弟们从一条干沟里摸上去，一路丢手榴弹。
他投手榴弹有个绝活，是从小练的，左手右手都能投，而且准，他说：“看见那口碉堡没有？咱们先送它上天。”三个手榴弹接连甩进去，一阵爆炸，日军当场哀嚎，他冲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一堆兄弟往前撕开了口子。
打到一半时天就黑了，他们以为援兵会在后头跟上，可左等右等没人来，无线电也坏了，只能靠人喊话。
结果增援部队因为地形绕不开，加上当天美军飞机误判，把山下的一处己方阵地炸了，打乱了节奏，王玉福那100多号人就这么被困在山腰。
他身边的副排长是他老战友，两个人从川军出来的，干过不少硬仗，那天晚上日军反扑的时候，这位副排长为了掩护他，被机枪扫中，倒下前还踹了他一脚：“你是死刑犯，不怕死，往上冲！”
他一边骂着脏话一边往山上扔手榴弹，几乎是靠一股狠劲把敌人压了下去。
等天亮再清点人数，原本百来人，只剩十几人站得起来，有的趴在石头缝里，有的已经没头，根本认不出。
他就站在山坡上，一边流血一边点名，副官提醒他：“你立功了，这回不死了。”他没搭话。
回到指挥部后，他被推荐晋升营长，可他一句话就拒绝了，他说：“我能活，是因为我命大，不是我能打，是兄弟们替我挡了子弹，我要这官干嘛？”
几个将领劝他，机会难得，戴罪立功已是奇迹，可他当场把帽子摘了，说：“从今天起，我不带兵了。”
他确实也没再上过战场，抗战结束后，他把所有的衣服和证件烧掉，带着伤回了老家，种地、砍柴，谁也不知道他过去的身份。
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说他太倔，但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个寡言的老头，脾气臭，不爱说话，有时候一个人会坐在田边发呆。
他一直活到了七十多岁，没娶妻，没孩子，邻居说，他屋里挂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看样子很年轻。
估计是他未婚妻，战前照的，他从不说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每年清明都会一个人去山上烧点纸，说是给朋友的。
有一次镇里开纪念抗战的会，他被请去参加，他没去，只托人带了句口信：“我活着，是因为我欠了太多命，别说我是英雄，我不配。”
王玉福的事后来在一些抗战回忆录中被提到过，比如《衡阳会战纪实》中就有一段提到“某连长带百人突击雨母山，突围后仅十余人存活”。
虽然没写名字，但看描述，很像是他那一仗，有些老兵也在口述史里说起过这位“从死囚变英雄”的狠角色，说他脾气臭，却讲义气，是个真男人。
他死的时候村里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就埋在屋后山脚，后来乡政府知道他身份，给立了个小碑。碑上只刻了四个字：“王玉福之墓”。
他那一仗，到底歼敌多少人，现在已经说不清，有些资料说是击毙百人，有的说是突袭失败，但这些都无所谓了，他自己也从不谈战功，只认一句话：“我有命活着，不该当官。”
衡阳那年是苦仗，死了太多兄弟，王玉福只是其中一个，他身上有伤，有罪，也有命。
他的命是捡来的，可他没拿它去换功劳，而是拿它种地、喝酒、守照片，他说，活着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记住死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