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北京总参谋部的会客厅里来了两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农，谁也想不到，他们跟48年前红军强渡大渡河那场生死决战有关，杨得志坐在屋里，看着他们，一句话没说就站起来，快步走过去，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过不了大渡河。”说完，眼圈红了。
1935年春，红军从四川泸定一路往西，眼看就要陷进敌人布好的口袋，前有大渡河，后有追兵，山高林密，退无可退，蒋介石调集了好几路兵力，想把这支队伍困死在河边。
这时候，杨得志是红一团团长，刘伯承、聂荣臻在前线指挥部下了死命令，必须抢在敌人之前拿下安顺场渡口。
部队连续行军一百多里，战士们脚上起泡，有人摔下山坡都顾不上处理，扛起来继续走，到安顺场时，天都快黑了，敌人还没到，但再晚一步局势就要变。
杨得志亲自带着侦察兵找到了当地一个姓帅的船工，叫帅仕高，四十多岁，干了一辈子水路活。
帅仕高当时吓坏了，他知道红军是好人，但也清楚，如果帮他们渡河，万一失败，被国民党发现，那可是抄家灭门的祸，可他没犹豫太久，回了一句：“过河是好事，我干。”
帅仕高找来了熟悉河道的几个人，其中就有韦崇德和龚万才，还有张子云，他们是当地出了名的老水手。
那时候大渡河水正涨，水流急得吓人，那片地方从清朝起就有个说法：下河三次死一次，更别提是在敌人枪口下撑船。
红军那边已经选好了突击队，由孙继先带队，十七个人，全部是挑出来的硬骨头，他们背着枪，扛着弹药，什么都没说就上了船。
第一船出发的时候，敌人已经开始往河对岸聚集，船刚离岸几米，就听到哒哒哒的枪声，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一串串水花，有的船工吓得满脸发白。
但帅仕高咬着牙喊了一句：“用力划，不怕死！”他和韦崇德跳到水里，趴在船头，用身体挡水流。
龚万才拿着篙杆死死撑着，船一路摇晃着冲到对岸，战士们立刻跃上岸头展开攻击，第一波就打退了敌人。
从那一刻起，大渡河局势变了，红军趁势展开接力，后续部队渡河，全靠这些船工不分昼夜地撑船来回跑，有人手磨破了，有人脚在船舷上磕出血，还在撑。
过河成功后，红军没有忘记这些帮忙的人。战士给他们送饭，送药，怕他们太累，主动帮他们拉船、抬水，可红军一走，国民党的兵就来了，开始抓人，说他们是“通共”。
帅仕高一家逃进深山，几年不敢出门，张子云躲进了亲戚家，改了名字，韦崇德靠砍柴维持生活，龚万才在村里种地，几次差点被抓走，多亏老邻居通风报信才躲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开始搜集红军当年的资料，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多次提到强渡大渡河的那批船工，可一直找不到他们。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安顺场一位老支书给上面写信，说村里还有几位当年撑船的老人，总参这边收到消息后，一层层核实，才确认是韦崇德和龚万才。
杨得志那时候是总参谋长，一听说他们还在世，亲自安排人把两位老人接到北京，老人进屋的时候有点拘谨，不敢多说话。
杨得志一眼认出来，说：“你们的样子我记得。”他拉着他们坐下，不让他们鞠躬敬礼，说：“今天是我来感谢你们的。”
他让人拿来准备好的皮大衣，说：“一人一件，还有两件，帮我转给帅仕高和张子云。”这几件大衣是军用品，厚实结实，是那个年代最实在的礼物。
会见结束那晚，杨得志没去单位食堂吃饭，而是陪着两位老船工在家里小灶吃了一顿饭，桌上菜不多，老人吃得慢，杨得志夹菜时手一直在发抖。
有人说他是太激动，他没回应，只说了一句：“这些人要不是活着回来，我这辈子心里都不踏实。”
两年后，1985年，杨得志专门去了广东揭阳，在那儿办了强渡大渡河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帅仕高也被请到现场。这次是国家级的纪念，中央军委有人主持，地方也来了不少老红军和将领。
帅仕高穿着那件皮大衣，站在台上讲了五分钟话，讲完之后哭了，说：“今天是我一辈子最亮堂的一天。”
这一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耳朵不好，眼神也不太好，可一提起大渡河的事，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他说：“红军对我们好，那年给我们吃白米饭，我们从来没吃过那么好的饭。”
现在，安顺场建了纪念馆，里面摆着一艘仿制的木船，还有一份当年杨得志画的作战图，他1980年去安顺场的时候，把这张图捐了出去，说：“这些属于这里。”
韦崇德的后代有人在镇上当教师，龚万才的外曾孙女邱一涵是红领巾讲解员，她在纪念馆里给游客讲当年的故事，说她曾祖是撑船的英雄，说她最敬佩的人就是那个“总是给我们送粮食的老红军”。
故事过了快一个世纪，但人没忘，事也没忘，大渡河的水还是那么急，但岸边的纪念碑早已立起，上面刻着的不是战功，是几个普通名字：帅仕高、韦崇德、龚万才、张子云。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