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四川的一个小山村内陈独秀因病去世，临终前对小二十九岁的妻子潘兰珍说道：“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50多岁的潘兰珍把凉透的汤药碗放在床头，床榻上躺着的男人脸颊凹陷，手指无意识地揪着褪色的蓝布被面，喉咙里发出断续的嗡鸣。 这个被外界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男人，此刻连抬起眼皮都显得费力。 20年前在上海闸北熙华德路的弄堂里，人们常见到个穿灰布长衫的教书先生。 他住亭子间，窗台上总摆着墨汁未干的稿纸。街坊们只知道他姓李，是给报社写文章的穷书生。 隔壁裁缝铺新来的帮工潘姑娘倒是常来送些吃食，有时是两棵青菜，有时是半碗糙米饭。 说起来潘姑娘也是命苦得很，四岁跟着爹娘逃荒到上海，还没认全黄浦江边的洋楼，父母就染上霍乱走了。 十二岁进纱厂当童工，手指头被纺纱机绞断两根，最要命的是十七岁那年，车间管工把她堵在棉花堆后头，后来肚子鼓起来又瘪下去，孩子没保住。 那年头女工宿舍里寻短见的不少，可她抹了眼泪，收拾个蓝布包袱搬到老弄堂，在老虎灶边给人浆洗衣裳过活。 起初教书先生不爱搭理人，潘兰珍记得第一次进他屋时，满墙贴着报纸剪下来的方块字，木桌上堆着写满字的草纸，墙角煤球炉子早灭了火。 她壮着胆子说要学认字，先生捏着毛笔的手顿了顿，蘸着茶水在桌面写了个"李"字。 潘兰珍学会写自己名字那天，先生往她手心里塞了块芝麻糖，转过年来梅雨季节，亭子间漏雨打湿了稿纸，她抱着被褥住进来帮着收拾，街坊们都说这两人搭伙过日子了。 1932年那天，她在码头扛完麻包回来，灶台上留的字条墨迹还没干透："外出访友，勿念。" 三天后她在《申报》角落里看见照片，熟悉的灰布长衫沾着泥，标题写着"共党要犯陈独秀落网"。 她攥着报纸在巡捕房门口转了三天，最后花两块银元买通看守，才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窗后头见到人。 往后的五年光景，她在监狱对面赁了间草棚，每天天不亮就熬好小米粥，揣在棉袄里捂着送到监房。 看守们起先当笑话看，后来见这女人风雨无阻，倒生出几分敬意，有次典狱长喝多了说漏嘴："陈先生倒好福气，蹲大牢还有红颜伺候。" 1937年夏天，日军飞机在南京城头扔炸弹那天，陈独秀被人从牢里架出来，夫妻二人辗转逃到武汉，又顺着长江往西走。 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陈独秀咳得直不起腰，她当掉陪嫁的银镯子才雇到滑竿，最后落脚在江津鹤山坪，租了间前清举人留下的老宅子。 不过乡居生活比上海还艰难，陈独秀给人题字换米，她则在后山开荒种菜，有回县里保安团来查户口，见他们吃的是红薯叶拌糠饭，连油星子都见不着，反倒留下半袋糙米，再后来她把母亲留下的玉耳坠当了，换回三斗玉米面。 1942年开春，陈独秀开始便血，镇上郎中说是肠胃旧疾，开的药方里有人参须。 潘兰珍瞒着他去血站卖过两回血，换回的钱抓了药，又买了两斤肥肉熬油。 五月末那天，陈独秀攥着她的手交代后事，话没说完就昏过去，床头的油灯添了三次油，潘兰珍握着逐渐冰凉的手，听见山坳里传来头遍鸡叫。 后来有报社的人找上门，说要给陈先生写传记，塞过来两封银元，她把装着钱的信封压在砚台下没动，第二天照样去码头扛货。 她把陈家侄子过继来当儿子养，自己活到七十三岁，临终前枕头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李先生"三个字，乡里人说，老太太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像是要去赶什么要紧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