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孙中山给发妻去信：“我爱上了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可她不能做妾，只好与你离婚。”发妻看到后面不改色地写下一个字，却让世人赞其深明大义。 1915年，孙中山先生在写给发妻卢慕贞的信中坦言：＂我爱上了别人，但是她不愿意做小，我也离不开她，所以只能和你离婚，望能谅解。＂这封信通过儿子孙科送到了卢慕贞手中。当时已经与孙中山聚少离多多年的卢慕贞读完信后，面不改色，只是平静地询问了关于宋庆龄的一些情况，随后便提笔在信上写下了一个＂可＂字，交给了侍卫长带回。 这一个字背后，凝聚了一个女人多年的付出与无声的理解。卢慕贞还对身边人说：＂我学识浅薄，不谙政治，实在帮不了先生的忙，有宋女士当贤内助，我就放心了！＂这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她对自己与孙中山之间差距的清醒认识，也展现了她对国家大业的支持。 若要理解卢慕贞这一决定的深意，必须回溯到辛亥革命成功后的那段短暂时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卢慕贞带着孩子来到南京与孙中山团聚，成为了民国第一位＂第一夫人＂。然而，这个看似荣耀的身份对于卢慕贞而言却是一种负担。 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被迫缠足的卢慕贞，在政治场合中举步维艰。她无法像现代女性那样自如地与各界人士交流，也难以理解丈夫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深刻内涵。卢慕贞只能在家庭层面上支持丈夫，而这种支持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显得越来越有限。仅仅在南京停留了20多天后，她便选择回到了家乡，将孩子们留给孙中山。 这段经历让卢慕贞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的差距，也让她理解到，与其成为丈夫事业的羁绊，不如成全他与能够真正帮助他的人在一起。当1915年那封离婚信送到她手中时，卢慕贞其实早已在心里做好了准备。 同年9月，孙中山专程邀请卢慕贞到日本商谈离婚事宜。当时，胡汉民等人都在门外焦急等候，希望能够劝阻这桩离婚。但当卢慕贞走出房门时，她对众人说：＂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她则到处流浪，身心交瘁，不愿意再过紧张的生活，希望在家乡安度余生。＂这番话既是对自己选择的解释，也是为孙中山解围。 1885年5月，在父母和兄长的安排下，18岁的孙中山与17岁的卢慕贞举行了婚礼。这场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开启了两人共同的人生旅程。当时孙中山本不愿意结婚，但出于对父母的敬重，他选择了顺从。然而婚后不到三个月，孙中山便再次远赴香港求学，留下卢慕贞在家侍奉婆婆。 这段婚姻从开始便注定了聚少离多的命运。孙中山怀揣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无法被家庭束缚；而卢慕贞则默默在家乡支撑起整个家庭。她不仅要照顾年迈的婆婆，还要独自抚养孩子。闲暇时，她亲自教授孩子们《三字经》等基础知识，尽心尽力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 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重金捉拿他。危急时刻，卢慕贞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当官兵来到村子时，幸运的是当时小吏将翠亨村误写成了翠微村，这一字之差为卢慕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她准备了大量的金银将官兵打发回去，随后带着孩子和婆婆几经周折逃往檀香山，投奔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在得知孙中山被英国清使馆抓捕的消息后，卢慕贞甚至想过以身殉夫，可见她对丈夫的深爱。 尽管两人相处时间有限，但孙中山深深感激妻子的付出。他曾对卢慕贞说：＂你为我尽责，侍老抚幼，我太感激你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两人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 1914年，宋庆龄在姐姐宋霭龄的推荐下，成为了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接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不仅能帮助孙中山起草文稿、管理经费，还能与他交流革命心得。在朝夕相处中，两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孙中山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认同＂一夫一妻制＂，因此在爱上宋庆龄后，他选择了向卢慕贞提出离婚。 即使是在离婚之后，卢慕贞仍然全心全意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24年，当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时，卢慕贞不仅将自己的养女婿送到了革命队伍中，还鼓励许多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加入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她自掏腰包保护孙中山故居的文物，将它们转移到澳门保存，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运回翠亨村。更令人敬佩的是，她还为中山五桂山区的抗日游击队提供了枪支弹药和医疗器材，甚至帮助将受伤的战士送到澳门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