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经济学家

今年1月11日的那起悲剧，刺痛了无数人。一名年仅12岁的孩子，在学业压力与心理失衡中走向极端，留下的只是一封令人心碎的遗书。事发一年后，母亲仍在为女儿的离去奔走、追问，只希望得到一个“说得通”的解释；老师背负着难以言说的自责与委屈，离开了熟悉的校园；而司法程序仍在继续，争议尚未落幕。这不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新闻，而是一道仍在流血的社会伤口。

几乎同时，1月8日，苹果应用商店中一款名为“死了么”的App引发争议。单看名字，就足以令人不安。把“死亡”以如此直白、轻佻甚至调侃的方式包装成一款产品，在成年人世界或许被辩解为“玩笑”“表达方式”，但在高度依赖移动互联网、心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中，它极可能成为一种持续、隐蔽却危险的消极心理暗示。

这两件事并非偶然地同时出现。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现实，在青少年心理风险已经高度显性的当下，我们对互联网产品的监管，依然明显滞后。

首先，必须正视一个事实，青少年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而不是旁观者。

对如今的青少年而言，学习、社交、娱乐、情绪宣泄，几乎全部通过手机完成。对他们来说，App的名称、图标、推送语句，并非中性的符号，而是会反复进入日常认知、影响情绪走向的心理刺激。当“死亡”被轻率地放在应用名称中，被反复展示、被日常化、被娱乐化，其潜在影响绝不能用“想多了”来一笔带过。

心理学早已反复证明，对未成年人而言，语言和符号本身就具有暗示效应。尤其是在学业压力、亲子冲突、自我否定感普遍存在的环境下，这类极端、消极词汇，很可能成为压倒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不在于开发者是否“本意如此”，而在于风险已经清晰可见。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一种常见但危险的监管逻辑：“等出事了再反思”。

每一次悲剧发生后，我们都会痛心、复盘、追责，但在风险暴露之前，却往往对明显的隐患选择宽容甚至放任。等到真的发生极端事件，再来讨论“是否有关联”“是否需要规范”，代价往往是不可逆的生命损失。

对“死了么”这类产品而言，问题并不复杂：它是否具有明确、正向的社会价值？它是否可能对未成年人产生消极心理暗示？它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精神？如果答案并不清晰，甚至明显存在风险，那么监管就不该犹豫。监管的职责，从来不是等因果关系被法院严格证明，而是在公共安全与心理健康面前，优先采取预防性措施。

再次，从法律与公共治理角度看，封禁并非“过度反应”，而是适当的风险控制。

这不是对创意的扼杀，也不是对技术的敌视，而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具体落实。一个应用被下架，开发者可以重新命名、重新设计；但一个孩子的生命，一旦失去，永远无法重来。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当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早已不是个案。焦虑、抑郁、自我否定、对失败的极端恐惧，正在低龄化。学校、家庭、社会都在承受巨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可能放大负面情绪、弱化生命边界感的移动互联网产品，都不应被视为“无关紧要”。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7.5%（2021年）

最后必须说一句，监管不能总是等人出事了才出手，而是看到危险苗头时，就该马上踩刹车。

不是等悲剧发生后再“痛定思痛”，而是在风险已经显现、社会已经发出警示时，果断出手。对“死了么”App的封禁，不是情绪化反应，而是一种清晰的价值宣示，特别是在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安全的问题上，底线必须被坚定守住。

监管若继续迟疑，下一次，我们可能依然只能在悲剧之后追问：如果当初出手更早一些，结局会不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