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了十余年从不还口,还在对方去世后为其辩护——这样的胸襟在民国文坛堪称异数。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信给胡适,极尽恶毒攻击鲁迅,称其"衣冠败类"、"奸恶小人"。 胡适回信却说: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这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晚年他更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关系颇为亲密。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先行者。1922年8月,鲁迅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赞道:"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对鲁迅同样推崇备至。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成绩大者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近期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胡适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完全归于鲁迅一人。 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鲁迅在8月写作《我之节烈观》呼应;1919年胡适为一个离家求学的女学生写传,控诉宗法社会制度,鲁迅后来也写作了小说《伤逝》。两人在反对封建礼教上步调一致,并肩战斗。 转折点出现在1920年代中后期。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自己却从书斋走向议政之路。1922年5月,逊帝溥仪召见胡适,当时鲁迅并未表态。 但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后,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在鲁迅笔下,胡适成了趋炎附势的文人形象。 两人在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上分歧巨大。鲁迅要远离利害,结果是不与权力者合作。胡适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帮助政府做事,这就是他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一个是现政权的反对者,一个是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从官场走向民间,一个从书斋走向庙堂。两人的路径恰好相反。 1933年成为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的转折点。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胡适反对将牛兰夫妇列入"无条件释放"名单而开除他的会籍。据鲁迅日记,鲁迅出席了3月3日执委会议,会上蔡元培、林语堂极力为胡适辩护却无果,可见鲁迅站在主张开除的多数人一边。更让胡适难堪的是,会后鲁迅立即发表文章批判他。 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报道胡适讲话称:"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四天后,鲁迅以笔名"何家干"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出卖灵魂的秘诀》,抓住"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大加鞭挞,扣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的大帽子。 后人考据此文实际出于瞿秋白之手,但鲁迅允许用自己习用的笔名发表,并收入《伪自由书》,说明这种观点至少是他不反对的。 事实上,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刚刚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推进到整个华北,甚至深入长江流域,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是不会屈服的。"鲁迅对这样的背景文章视而不见,只抓住报道中的一句话断章取义,确实失于公允。此后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连原先赞为"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说"也不见得好"了。 面对十余年的抨击乃至谩骂,胡适保持了惊人的定力,从未公开回骂鲁迅。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上海《大公报》短评称他"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认为他"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 胡适还为鲁迅澄清:"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1956年,距离鲁迅去世整整20年,胡适告诉学者周策纵:"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同年4月1日,胡适致雷震函说:"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是鲁迅向胡风倾诉自己被左联掌舵人周扬摆布"有苦说不出"。胡适晚年对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的差异非常清楚,他看重的是鲁迅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院士会议时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