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战火蔓延的年代里，林徽因从北平的优渥生活，被推上了颠沛流离的道路。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路南下，经过郑州、长沙、湘西，最终随学界同仁迁往昆明。 那时的昆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厉害，微薄的薪水很快就被生活开支吞噬。为了让家里能“揭锅”，林徽因每天要在山坡间往返几趟，拖着病体去云南大学教英语，补贴家用。 她并不孤单，艰难几乎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西南联大里的教授们各有窘迫，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妻子只好把家里的旧衣物拿到街边摆摊。林徽因也把能出手的家当一件件卖掉，从衣服到钢笔、手表，昔日体面的生活在战乱之中一点一点被拆碎。 日本飞机一次次轰炸昆明，这座暂时的避难所也变得不再安全。梁思成夫妇只好再度背井离乡，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这个在地图上都难觅踪迹的小镇，远离战火，却让他们迎来了人生中最昏暗的一段时光。 李庄夏日闷热，冬季阴冷潮湿，林徽因原本就不算强壮的身体更吃不消。营养严重不足，再加上颠沛劳累，她的肺结核反复发作，整日高烧不退，咳嗽声几乎从早响到晚。 当地没有像样的医院，女儿梁思冰回忆，母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躺在狭小的屋子里，连起身都需要帮助。 同来避难的文人们也都自身难保，更多的时候，只能带来几句宽慰，带不来足够的药物和食物。梁思成看着妻子被病痛折磨到形容枯槁，只觉得揪心到喘不过气来。他把珍视多年的钢笔拿去典当，只为买一瓶早已涨价数倍的蜂蜜给她补养。 家中日渐空空，他却还故作轻松地说，不如把皮鞋煮了吃，把钢笔红烧了，也算改善生活，这样的玩笑里难免夹着几分心酸。 林徽因明白丈夫的苦心，不愿让家里再添一层绝望。哪怕耳力衰退、精神衰弱，她仍坚持给丈夫孩子缝缝补补，替儿子做鞋，只想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还能勉强维持一点温暖的秩序。真正压在心里的疲惫和孤独，她不愿向身边的人诉说，只能写进远赴重洋的信纸。 写给费慰梅的那些信，用的是粗劣的纸张，字句间都是克制的无奈。她在信中提到，自己常常听不清别人说话，却又拼命想加入谈话，不想被孤立。 结果既听不真切，又说不上几句，于是愈加疲惫，孤寂像潮水一样朝她涌来。在长期病痛的折磨下，她甚至在信中直言关于死亡，仿佛那条路成了自己可以主动选择的结局。 终于，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林徽因鼓起勇气寄出那封开口借钱的信。以她一贯的骄傲，这一步几乎等同于撕开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 费慰梅收到信后，立刻匆忙汇去一百美元，还帮她在美国联系好了落脚之处，诚挚邀请她和梁思成一同赴美任教，远离战乱，重新开始。 可是，林徽因却在回信中谢绝了这条看似最安全的道路。她在信里写下“我们要留在祖国，共赴国难”，表达了清晰的选择。在她看来，自己与这片土地早已难分彼此。若有一天真的退无可退，她宁愿像对儿子所说的那样，家门口还有长江可以投身，也不愿在他乡苟安。 在家人的守护和友人同行的鼓励下，她的心态慢慢从绝望的边缘退回，开始试着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既然离不开这个国家，那就把余下的力气用在值得的事情上。 她重新埋首书桌，与梁思成一起把多年来的田野调查整理成十多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在饥饿和咳嗽之间完成了这部后来被视为里程碑的著作。她一心想着，一定要亲眼看见抗战胜利的那天。 等到胜利消息终于传来，李庄的小屋里响起久违的笑声。林徽因久未打扮，对着镜子拿起眉笔描画眉眼，那一刻，她等了太久。然而病魔并未因此停步，肺结核和长期积劳仍让她多次被医生下达病危通知。 即便如此，她依旧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参与了国徽设计，又在北京城改建时与主张拆城墙的意见据理力争，哪怕身躯羸弱，也不肯放弃为古都文脉保留一线生机。 人们口口相传的，往往是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故事，仿佛她只是民国风月里的一个名字。可被战火吹打、在李庄的小屋里咳到彻夜不眠的那位林徽因，才更值得被记住。 她在最苦的岁月里仍然选择与国家站在一起，用病弱的身体守护古建筑的记忆，用一封拒绝出国的回信，默默把命运绑在这片土地上。相比那些被反复渲染的情感纠葛，她在建筑学和文化保护上的坚持，才是她留给这个时代最沉甸甸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