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郭永怀离世后，独女成了下乡知青，连初中都没毕业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夜里，从青海飞往北京的一架飞机掉了下来，远处只看到一团火。 救援人员扒开残骸，抬出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中间夹着一只被烧黑的公文包。锁扣还扣着，打开一看，里面是核武器试验的绝密资料，纸张边缘有焦痕，一页不少。 把公文包护在怀里的那位中年人，叫郭永怀。 那趟航班起飞得很急，他在青海基地听完汇报，带着最新的计算结果和方案赶赴北京，对接下一步试验。 热核导弹当时卡在关键关口，哪组数据出错都可能拖住进度。 二十二天之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在预定地域成功试爆，氢弹的武器化真正落地。知情的人后来提起那只公文包，只说一句“幸好保住了”。 往前推几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一些高校、研究所里，一批熟脸从讲台和会议室里悄悄消失，名字也从公开报道里撤掉。对外只说“调动”“支援”，再问就是“不要打听”。这些人被抽调到西北、高原，连家属都不知道具体干什么。 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明白，那是新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第一代骨干，其中就有他。 一九六零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的担子从此压在肩上。 青海基地海拔三千多米，冬天零下四十摄氏度，营房简单，帐篷里一排排铁床，水是碱水，喝下去嘴里发涩。 五十多岁的他，也是喝这口水、睡这张床，夜里披着棉大衣在煤油灯下对数据。 他不爱坐在办公室里听“整理过”的汇报，更习惯钻车间和试验台。 北京、青海、罗布泊三地来回跑，一到基地，就把人叫过来摊开图纸。 课题怎么立、方案怎么改、试验装置哪一块容易出岔子，他一句一句往下追，看着那堆公式直到心里有数。有人说他“较真”，他只回一句“这种东西不能糊弄”。 核武器之外，他还参与火箭氢氧发动机、地空导弹的研制，筹划物理工程，给工程防护试验提意见。最显眼的，是那支钢笔，从中学一直用到牺牲，笔杆被手指磨亮。 别人劝他换一支，他顺口一句“还能写”，又低头写字，把讲究都用在工作上。 郭家只有一个女儿，叫郭芹。 一九五六年前后，她跟着父母回到北京，住进家属院。刚回来那几年，父亲还能在饭桌旁露面，任务重起来，人常年在外。 放学回家，桌上摊着草稿纸，旁边是一盘凉掉的饭菜，灯亮着，人不在。 有一年生日，家里摆了几样点心。 女儿问他“送什么”。他看了看窗外，指着天上说，将来天上会多一颗星星，就当是送给你的。 一九七零年，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他在其中出过力，这句半玩笑算是真兑现了。可卫星上天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不在教室里。 那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来到城市，“出身”“成分”一下压在很多人头上。 郭家门口也不再太平，母亲李佩被隔离审查。中学生成批被抽出去“上山下乡”，郭芹初中没念完，名字就被念到，被分配去内蒙古农场插队。那天她抱着行李站在火车站，母亲在站台边上，火车一动，站台往后退，两个人只盯着对方的影子。 到了农场，冬天天不亮就出工，夏天整天在地里弯腰，手掌上的泡磨破了又起。身边都是知青，原本各自有书念、有路走，到这里全得拿起锄头。 十年下来，她成了“老知青”，始终没拿到一张完整的中学毕业证。 父亲坠机牺牲的消息，是隔着长路从北京传到内蒙古的。 那边在开追悼会，同志们讲起他抱着公文包的样子；这边风沙地里，一个年轻女孩攥着一小张字条，连一个正式告别都赶不上。 形势缓下来之后，她离开农场，在亲友帮助下去美国谋生。有人好奇，问郭永怀的女儿在国外混得怎么样，李佩只说了一句：“她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孩子，在那儿能干什么。”话不多，却把酸楚说透了。 一九九九年，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国家对“两弹一星”元勋集中表彰，二十三个名字在大屏幕上一一亮起。郭永怀的名字被念到，全场鼓掌，他是其中唯一的烈士。 材料里写着他五十多岁上高原，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里盯试验；写着那支从中学用到牺牲的钢笔，写着那趟坠机航班和被护住的公文包，也写着“牺牲后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 多年以后，有人翻开旧照片，一家三口站在镜头前，衣服并不讲究，站得很端正。 照片里的小女孩，大概想不到自己会在遥远的农场挥十年锄头，也想不到父亲会在深夜的天空下抱着公文包坠落。等到这些故事被印进书里，父亲躺进烈士陵园，女儿的人生停在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夜空中那颗卫星还在绕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