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志愿军总部收到一封战报，政治部主任杜平看完后怒道：“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见过这么夸张的战绩，重审！”   1952年11月5日的清晨。四川籍的小个子新兵胡修道，当时正缩在破旧的棉军装里发抖，这份颤抖一半是因为零下20度的气温冻透了骨头，另一半则是因为初上战场的本能恐惧，作为一名入伍才没多久的新兵蛋子，他和滕士生两人被分到了最为吃紧的3号阵地。   为了保着新兵能在这种绞肉机一般的战场上活过第一轮，连队特意安排了老班长带着他们，施行当时最流行的“一带二”战术，老兵把控节奏，新兵边打边学，战斗刚打响时，胡修道手里攥着爆破筒，手指僵硬得几乎不听使唤。   对于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天盖地炮火阵势的新兵来说，除了机械地服从班长的指令，脑子里甚至还是一片空白，当密密麻麻的美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在班长的怒吼声中扔出了手中的第一枚爆炸物。   随着爆炸声响起，敌人倒下了一片，那种极度的恐惧反而因为硝烟味和血腥气的刺激，瞬间转化成了一种肾上腺素飙升的亢奋，但战场形势恶化得比预想中更快，上甘岭的几个关键高地就像是相互咬合的齿轮，任何一个齿轮崩断都可能引发全线崩溃。   战斗进行到中途，上级一道急令将老班长抽调去了即将失守的9号阵地，这下，3号阵地上就只剩下了两个菜鸟，美军似乎嗅到了3号阵地火力的减弱，轰炸机和重炮开始针对这片狭小的区域进行毁灭性的“犁地”式轰炸。   胡修道和战友在掩体里被震得七荤八素，但这几轮轰炸反倒让他摸出了一套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的生存逻辑，他和滕士生不再盲目开火，而是像猎人一样死死盯着前方，面对拥有火力优势的美军，远距离对射无疑是找死。   只有把敌人放进三四十米的死亡距离，手里的手榴弹、爆破筒和手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人员杀伤效能，这就相当于贴着敌人的脸在引爆，这种极度考验心理素质的“近战肉搏”硬生生把一次次凶猛的冲锋给顶了回去。   真正的危机出现在10号阵地方向突然死一般的寂静，胡修道在那一瞬间心脏几乎停跳，那边枪声一停，要么是人死光了，要么就是阵地丢了，不论哪种情况，侧翼一旦暴露，他所在的3号阵地就会成为一座被包围的孤岛。就在这时，3号阵地上也没了声响。   战友滕士生重伤倒下，丧失了战斗力，整个597.9高地的前沿防线上，能动弹的仿佛瞬间只剩下了胡修道一个人，这时候的胡修道已经不是那个会发抖的新兵了，由于兵力极度紧缺，连长手里甚至凑不出一个多余的兵来支援。   胡修道看了一眼失去动静的10号阵地，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在满是弹坑和尸体的交通沟里发足狂奔，像是个不要命的疯子一样，在3号阵地和10号阵地之间来回穿梭，在那一整天的拉锯战里，美军根本搞不清楚对面到底有多少守军。   他们在3号阵地挨了手榴弹，刚想转向10号阵地，却发现那边也有一挺机枪在疯狂咆哮，胡修道把这种游击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哪里有敌人就冲向哪里，手里的家伙什抓到什么用什么，远的用步枪点杀重火力手，近了就甩出一捆捆的手榴弹和爆破筒。   打到黄昏时分，美军恼羞成怒，集结了坦克、飞机和大炮，20多辆坦克伴随着步兵发起了最后的总攻，这时候的胡修道早已到了体能的极限，他的双手因为频繁投掷已经被严重烫伤和冻伤，双眼被硝烟熏得赤红。   但在看到黑压压的敌人逼近时，这种濒死的绝境反而激发了他最后的凶性，他在阵地上不断变换射击位置，甚至利用地形死角制造出多人防守的假象，直到后续大部队终于顶着炮火冲上来增援，将残敌彻底反推下山，这场持续了12个小时的血战才算画上句号。   当增援战友跳入战壕时，看到的是几乎被弹壳和空箱子埋起来的胡修道，以及阵地前沿那层层叠叠、如同炼狱般的美军尸体堆，回到志愿军总参谋部，当调查组的报告再次放在杜平面前时，此前的愤怒和怀疑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长久的沉默和深深的震撼。   那些具体的数字不再是枯燥的统计学问题：核实的弹药消耗量、现场清点的283具尸体，无声地证明了那个四川小兵是如何一个人活成了一支军队，杜平长叹一口气，他在战报上郑重地签下了字。   那个曾经因为数字太过夸张而差点被认定为虚假邀功的新兵胡修道，最终被记特等功，而那个最初让他觉得荒谬的“283”歼敌数，也从此成了战史上一个永远绕不开的传奇坐标，记录着一个普通人在面对绝境时所能爆发出的、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意志力。 信息来源：中国军网（胡修道权威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