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赵一曼的肚子鼓了起来，旁边的敌人拍了拍赵一曼的肚子，说：“在灌点。”灌完后，敌人握紧一根棍子，猛击向赵一曼的肚子。 赵一曼这个名字，很多人小时候课本里见过。但那时只记得她是烈士，是母亲，是抗日女英雄。 后来再听见，脑子里还是那几句话，反反复复地转。但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怎么从四川宜宾的一个富家小姐，走到东北雪原，最后走上刑场的？她是不是一直那么坚定？她有没有犹豫过、怕过？ 慢慢翻旧资料，有些细节是温热的，不是教科书里那种“高大全”的人设，是活的，是疼的。 她原名叫李坤泰，小时候生活过得还算体面。 家里有条件，教育没耽误。可她不像是那种甘心做小姐的人，眼里总有点不安分的光。 读了进步书刊，参加了青年团，1926年成了党员，又去了莫斯科读书。那个时候，能走这一步的女性不多。她是坚定的，也是拧巴的。 不是说她头也不回地投身革命，而是她心里知道，往前走那一步，代价可能是命。 1928年冬，她怀着孩子从苏联回国。 组织要她回来工作，她就回来了。没有多问一句，也没有以身体不便为由推脱。 她丈夫劝她慎重点，她没吭声。那时候离生产也没多久了，她依然扛着干，先去了湖北，后来到了上海。 九一八之后，党组织让她去东北。她一个人拎包上船，先到大连，再转去沈阳，最后落脚在哈尔滨。那年，她27岁，孩子还在南方托亲人照看。 哈尔滨那会儿很乱。日伪军人横行，电车工人被打得抬不起头，工资还被克扣。赵一曼没声张，开始一步步组织工人抗议。她不高谈阔论，也不激进，先从最基本的事做起——画漫画、贴标语、写传单，一张张贴到墙上、电线杆上。有人说她是个“读书人”，下笔温和，画出来的工人脸上还有神气。她说，得让人看到自己有多不该受这个气。 1933年那场罢工闹得挺大。 电车停了，街头传单飞满地，日伪很快盯上她，追查幕后黑手。她那时用的是化名，有时候叫李一超，有时候叫赵一曼，“一”字是她喜欢的字，说是一心一意，不变到底。 后来她被调去了珠河，也就是现在的尚志。 那一带密林多，交通不便，日伪设卡严。她带着一群农民改组自卫队，手里没几支枪，大多是大刀长矛。她就训练他们埋伏、突袭，打完就跑。 有一次她得到情报，说一队日军要进山扫荡。她安排人埋伏，自己坐镇指挥，一打就是半天。 敌军没反应过来，掉头就跑，地上扔了不少枪和弹药。 她打仗不靠运气，也不靠蛮劲。脑子灵活，行动果决。有战士问她：“你个南方人，咋就吃得了这份苦？”她笑了，说：“不打他们，哪有咱的明天。” 1935年，她在侯林乡养伤时被叛徒出卖。日军围山，她腿部中弹，失血昏迷，被俘。 关进狱里的她，日子才真正难熬。 敌人一开始还算“讲理”，问话不答，就动刑。 一开始是打耳光，后来拔指甲、敲牙、用电刑。她咬着牙忍着，嘴里不吐半个字。有个叫大野泰治的军官亲自审她，看她一副死活不开口的样子，就愈发狠了。 一次，她昏过去，被拖回牢房，浑身是血，衣服贴在身上，撕下来连皮都带着。 她不是不怕，她是咬着怕，死撑着过。 护士韩勇义和伪警董宪勋在医院接触到她。 她把敌人的罪行一笔一笔写在纸条上，托人带出去。他俩被她说动，后来一起策划越狱。 1936年6月底，她跑出了医院。可才过了两天，就又被抓回来了。人是虚的，脚步不稳，追兵一逼近，她已没了力气逃。 重新关押后，敌人下了死手。 狱中，她的肚子因为旧伤积脓鼓了起来。一个日伪军官还冷笑着拍了拍，说：“再灌点。”然后拿棍子猛击她的腹部。有人说她那时候已经不太能说话了，身上都是裂口，眼睛却还是亮的，像是还留着什么话没说完。 一个月后，她被押去珠河县处决。 火车上的她写了封信，给儿子，宁儿。她说，“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信写在临行的铁皮车厢里，手在发抖，纸都压不住风。 1936年8月2日早上，赵一曼被带到刑场。 珠河县小北门外，天刚泛亮，露水还没干。她穿着薄棉衣，双手被绑在背后。没有喊口号，没有说话。她抬头看了一眼前方，眼神平静得有点吓人。 子弹响起的时候，有只乌鸦从树上飞起来。 没飞远，停在路边的电线上，歪着头看着空地那边久久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