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全席，满席为啥凌驾于汉席之上？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权力语言，一百零八道菜的背后是满清统治者精心设计的权力剧场。 它表面是一场味觉狂欢，实际是满清统治者的权力展示、文化控制和社会区隔的极致体现，每一次宴饮都是权力的展演。 满汉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在用料上，燕窝、鱼翅、海参、鱼肚、鲍鱼、鸵峰、鹿筋、熊掌、果子狸等水陆八珍基本都有。 全席包括大小菜肴共108道，其中南菜54道，北菜54道，面点大小花色品种44道。仅从主、副食品种类和数量上就能看出来，当时的满汉全席有多奢侈。而这种极致奢侈背后，又是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 1713年农历3月，康熙60岁寿诞，在畅春园举办第一次千叟宴，宴请从各地来京为其祝寿的老人。这是满汉全席的雏形，康熙为了促进满汉融合，在自己寿诞时，把满汉两族的菜式全部同桌呈现。 表面是融合，实际是权力平衡的政治考量。因为一个边远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一个庞大的汉人帝国，必须面对不同的文化风俗和庞大的人口差异。满清统治者需要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来支撑满人的集体认同感，高级感。 所以，满汉全席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权力语言。入席时，大小官员一律顶戴朝珠，身着公服就座。筵席的场面、规模、等级、陪宴人员的职位、供应筵席用的烹饪原料，以及果、酒的品种和数量等，都有严格规定。 官府中举办满汉全席时，首先要奏乐、鸣炮和行礼恭迎宾客入座。这种仪式化的进餐程序背后，是一套严密的权力编码。在满清特有的部族政权统治下，满清统治者通过其内部精英的凝聚力和满汉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 燕窝、熊掌等珍馐仅限满席使用，而汉席多采用猪羊等常见食材，形成“满尊汉卑”的味觉政治。满席也因此逐渐成为清朝国宴，其身份与地位已凌驾于汉席之上。 乾隆时期《扬州画舫录》记载的菜单中，满菜烧烤类占60%以上，汉菜仅作为点缀性存在。满清统治者恰恰就是利用这种隐喻，表达出不同的人在宴席上的不同身份与对应的待遇。 在清代政治运作中，清政府一方面利用满宴为主这种方法，加强满清文化的官僚主义和权威性，以维护其氏族统治。另一方面又采取行汉宴辅之的方法，笼络、控制汉人精英，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权力共享。 这种饮食文化的发明，体现着权贵主体之间的等级差别。比如满宴分为六等，汉宴分为五等。所以，大伙可以根据他们的饮食水平，推断出他们的官职和地位。虽然只是一顿饭，但这顿饭却让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谁处在什么样的权力位置。 至此，满汉全席就变成了官场钻营的工具。下层官员通过投其所好，准备符合上级领导、身份的菜肴，以此表达渴望与之共处同一阵营的政治立场。 此外，满汉全席又被称为“翻桌菜”，宴席越丰富，越隆重，翻桌的次数就越多。一般是“三撤席”，就是一次宴席分为3个阶段，每一阶段所用的家具和餐具都必须进行更换，作为“段”的标志。 第一段喝软酒、吃软菜，喝黄酒，吃酒菜；第二段喝硬酒、吃肥菜，就是喝白酒，吃肥腻菜；第三段喝汤，吃面点、点心。这种进餐程序的严格规定，实际上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反复强调与确认。 随着时间推移，满汉全席的享用主体逐步发生变化。官僚、地主和商人成为参与宴席的主要群体，成为他们炫耀自己、效仿统治者的一种奢侈生活方式。 光绪年间，满汉全席在高级饭馆中很受欢迎。这一时期的国宴，已经从满清贵族走向民间，成为城中饭店所依赖的一种商业形式。满汉全席的客人，也已不再局限于皇室血脉的达官贵人，而是更多地出现在官商巨贾身上。 清末，满清皇室衰败，大量地方官吏没了以前的奢华。于是大批御厨和官厨带着手艺流落民间。他们来到民间后，有的自己开酒楼，有的受雇于他人，为了招揽生意，都纷纷打出“满汉全席”的招牌。 1995年，贺岁电影《金玉满堂》上映，影片以“满汉全席”为背景，融合武侠元素与爱情喜剧，讲述黑帮小混混赵港生与满汉楼老板女儿嘉惠联手，邀请隐退名厨廖杰出山，在厨艺大赛中逆袭的故事。2004年还上映了一部《满汉全席》电视剧。 其实，这种影视剧的魔幻之处就在于，浪漫化宫廷叙事，将残酷统治历史变成权力美学消费品，在视觉狂欢中完成对集体记忆的慢性置换，消解历史真实性和文化时代性。以至于大伙现在听到“满汉全席”时，竟然会产生美好的联想。 如今，108道珍馐早已消散在历史烟云中。但满汉全席仍以各种形式存在着，高端会所几万元一瓶的红酒，商业宴席上稀有的野生食材，动辄数千人的豪华宴请。所以，权力的剧场从未真正落幕，只是更换了道具和演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