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法国巴黎，这位名叫伊娃的女人，衣服被人扒了下来，丰腴的身体没有任何遮

1945年，法国巴黎，这位名叫伊娃的女人，衣服被人扒了下来，丰腴的身体没有任何遮挡，让她羞愧得无地自容，仅有的两只手也只能护住自己的脸部。 伊娃被人从租住的阁楼里拖出来时，只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裙，她还没来得及系好腰带，就被汹涌的人浪推搡着向前。 “德国人的婊子！”一个尖利的女声刺破空气。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男人们挥舞着拳头，妇女们吐着唾沫，孩子们模仿着大人的动作向伊娃扔石子，伊娃试图用双臂护住自己，但很快就被几双粗壮的手牢牢抓住。 剪刀的冷锋贴着她的头皮擦过时，伊娃闭上了眼睛，她听见头发被割断的咔嚓声，感受到金属刮过头皮的刺痛。 一下，两下，散落的金发飘落在她的肩头和地上，有几次剪刀刃口太深，划破了皮肤，温热的血顺着她的额角流下来，滑过眼皮，像红色的眼泪。 “看啊！她还知道羞耻！”有人哄笑着。 更多的人挤上前来，想要亲眼目睹这场“审判”，伊娃认得其中几张面孔，那个朝她吐口水的面包店老板娘，曾经在黑市上偷偷卖给她半块发霉的面包，那个正用木棍戳她后背的年轻人，是她曾经帮忙藏匿过抵抗组织传单的学生之一。 当最后一丝遮羞的布料被撕去时，伊娃本能地用手遮住脸，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不让任何人认出那个曾经在田间奔跑的乡村姑娘，那个曾经为爱脸红的新娘。 那个曾经怀抱婴儿轻声哼唱的母亲，现在，她只是一具丰腴而耻辱的肉体，暴露在昔日同胞的目光下。 伊娃光着脚，被人推搡着在碎石路上行走，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她的脚底已经出血，在身后留下淡淡的红色印记。 战争结束了，但仇恨需要新的容器，而伊娃和她这样的女人正好成了完美的替罪羊。 伊娃出生在法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土地肥沃，种满了小麦和甜菜，战前，她的世界只有农场、教堂和每周一次的市场集市，十六岁那年，她嫁给了邻农的儿子皮埃尔，两年后生下了小让诺。 战争改变了一切。 1939年秋天，皮埃尔和小让诺的祖父、叔叔一起被征召入伍，不到三个月，传来了皮埃尔阵亡的消息。又过了一年，德军的铁蹄踏入了他们的村庄。 194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玛丽婆婆病倒了，咳嗽得整夜无法入睡。小让诺因为营养不良，瘦得能看到肋骨，伊娃不得不步行二十公里到城里，试图用婆婆的银烛台换点药和食物。  “女士，您需要更多帮助。”他说，眼睛打量着她依然姣好的面容，“像您这样美丽的女人不该挨饿。” 伊娃想推开他离开，但想到了家里咳嗽不止的婆婆和饿得哭不出声的儿子。 三天后，伊娃穿上最好的裙子，走进了城里那家被德军征用的酒店，她被要求站在一排女人中间，任由一个胖胖的中尉审视挑选，中尉用戴白手套的手抬起她的下巴，看了看她的牙齿，又绕到后面打量她的臀部和腰身。 “B类。”中尉最终宣布。 后来伊娃才知道，这意味着她不够“高雅”去做军官们的伴游，但足以在士兵俱乐部里服务。 利用士兵们酒后的松懈，伊娃记下部队调动的情报，通过老神父传递给地下组织，有一次，她甚至成功偷走了一份文件，详细记录了附近铁路的巡逻时间表，两个月后，那段铁路上发生了一次成功的袭击，德军运输物资的列车被炸毁。 1944年8月，巴黎解放的欢呼声传遍全国，但对伊娃来说，这却是新一轮噩梦的开始。 游街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最终在一位老神父的干预下结束，巧合的是，正是那位曾经帮助过伊娃传递情报的教堂神父，他用自己的长袍裹住伊娃颤抖的身体，护送她回到了阁楼住处。 1946年冬天，玛丽婆婆因肺炎去世，临终前，她握着伊娃的手说：“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你是个好女儿，好母亲，记住这一点。” 战后几年，法国迅速重建，经济奇迹般复苏，香榭丽舍大街再次灯红酒绿，时尚复兴，咖啡馆里坐满了谈论存在主义和新浪潮电影的知识分子，但这一切与伊娃无关，她依然生活在那个战争的延长阴影里。 1970年代，当新一代法国人开始反思战争时期的道德困境时，有记者找到了伊娃，那时她已年近六十，头发花白，背更加佝偻，但眼神依然清澈。 “您恨那些羞辱您的人吗？”年轻的记者问道。 伊娃思考了很久，最后缓缓回答：“我恨战争。它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野兽，只是方式不同。” 2001年秋天，伊娃在巴黎那间小阁楼里安静地离世，享年八十二岁，房东发现时，她躺在床上仿佛睡着了一般，她的遗物少得可怜，几件衣服，一些日常用品，还有一个小木盒。 葬礼上只有几个邻居和教堂代表，神父念完祷词后，一位老妇人迟迟没有离开，她轻轻放在墓前一束白菊，低声说：“我记得那个带药来的德国男孩，我哥哥是铁路工人，他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