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鲁迅对原配朱安说：“日本有一种小吃很好吃。”话音未落，朱安忙说：“是，大先生，我也吃过。”鲁迅皱眉看了几眼朱安，转身走开，从此一生都不和朱安说话。 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时，远在绍兴周家老宅的朱安正坐在昏暗的卧房里，缝补着一件早已洗得发白的黑色长衫，那是鲁迅1909年从日本归来时穿的旧衣。 佣人拿着报纸匆匆进来，念到“鲁迅先生病逝”的消息时，朱安手里的针线突然掉在地上，她沉默了许久，才轻声问：“大先生走的时候，安详吗？” 这句简单的问话里，藏着她对这段错位婚姻一生的复杂心绪。 朱安在嫁给鲁迅前，曾偷偷学过认字。她听说“大先生”留过洋、满肚子学问，便托人找了本《千字文》，每晚就着油灯临摹。 可她没等到展示的机会，1906年的婚礼上，鲁迅连红盖头都没帮她掀开。 婚后三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朱安留在绍兴侍奉婆婆鲁瑞，她把鲁迅寄回的家书都小心收好，有空就拿出来摸一摸，虽然大多是日文，她一个字也看不懂，却觉得这样离“大先生”近一点。 1909年鲁迅回国，带回的不仅有羊羹，还有一箱子日文书籍和新式文具。那天庭院里的石榴花开得正盛，鲁迅坐在石凳上拆点心盒，朱安端着茶水过来，这是她难得能和他独处的机会。 听到鲁迅提起“日本小吃”，她心里一紧——她从没听过“羊羹”，却怕自己说“没吃过”会让大先生失望，更怕断了这难得的话题。 于是她慌忙接话，可话一出口，就看到鲁迅皱起了眉。鲁迅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妇言善附会，无实据，可见旧俗熏染之深。” 在他眼里，朱安的附和不是讨好，而是旧时代女性缺乏独立思考的“弊病”，这恰恰是他最反感的。 这场对话后，鲁迅不仅不再和朱安说话，甚至刻意避开与她碰面。他把书房的门锁换了，吃饭时也总是等朱安吃完才上桌。 朱安没有抱怨，只是把鲁迅的书房打扫得更勤，书桌上的墨水瓶永远灌满，砚台每天都磨好。 有一次鲁瑞看不下去，劝鲁迅“对安儿温和点”，鲁迅却摇头：“母亲，我没法和她说话，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追求的是“人”的觉醒，而朱安坚守的是“妻”的本分，两人之间的鸿沟，早已不是几句话能填平的。 1919年周家迁居北京，鲁迅没带朱安。出发前一晚，朱安连夜给鲁迅做了双布鞋，鞋底纳了密密麻麻的针脚，她知道鲁迅不喜欢缠足女性做的鞋，却还是想留个念想。 鲁迅看到布鞋时，只是说了句“不必了”，就转身进了书房。朱安把布鞋放进箱子最底层，后来这双鞋跟着她在老宅里守了二十八年，直到1947年她去世，都没被穿过一次。 在北京的鲁迅，与许广平相恋后，曾写信给朋友许寿裳，提到朱安：“她是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却不能爱。” 他每月给朱安寄生活费，从不间断，却从没回过绍兴老宅。而朱安在绍兴，把鲁迅留下的书籍都分门别类收好，连书页里夹的书签都不敢动。 有一年绍兴发大水，老宅进水，朱安抱着鲁迅的书箱站在凳子上，直到水退去，书一点没湿，她自己却冻得大病一场。 1936年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朱安悲痛欲绝，却连去上海送葬的资格都没有。她只能在老宅里设了个简单的灵位，每天上香，对着灵位说说话，就像当年想对鲁迅说却没机会说的话。 抗战爆发后，绍兴沦陷，朱安的生活费断了，她宁愿变卖自己的首饰，也不肯动鲁迅留下的书籍。有人劝她把书卖了换粮食，她却坚定地说：“这是大先生的东西，我不能动。” 1947年朱安病重，临终前她嘱咐佣人：“我死后，把我葬在大先生的身边，哪怕只是远远看着也好。” 可这个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鲁迅的墓在上海，而朱安最终被葬在绍兴的乱葬岗，连块墓碑都没有。她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临摹《千字文》的纸，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 如今，绍兴周家老宅已成为鲁迅纪念馆的一部分，朱安当年住过的六平方米卧房被保留了下来，里面陈列着她用过的针线笸箩、油灯和那本没送出去的布鞋。 游客们走过这里，大多会驻足叹息，为这个被旧时代裹挟的女性惋惜。而1909年那场关于羊羹的对话，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成为新旧思想碰撞的缩影。 鲁迅用一生反抗旧礼教，却没能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朱安用一生坚守“妻道”，却始终没能走进丈夫的世界。 他们的悲剧，不是个人的错，而是那个时代的无奈，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平等与理解，从来都需要跨越观念的鸿沟，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与自主。 参考资料：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故事] [中国传统婚姻文化]
夏紫衣
周树人比那些始乱终弃的东西们高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