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认识之外，如何对待刚刚登陆的占领者，也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在昭和天皇召见

在思想认识之外，如何对待刚刚登陆的占领者，也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在昭和天皇召见时，重光葵坦陈自己的观点：“签署投降书实是我国有史以来的一大事件，自然是不祥之事，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这是拯救灭亡的日本民族、延续日本文化的唯一方法，这的确是不得已的……《波茨坦公告》要求的民主政治，实际上不仅与我国现状没有矛盾，而且日本的本来面目能由此被发现。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签署了这一降书。而且我认为，只有完全诚实地按照这一文件实行，才能开辟日本的国力。”天皇对重光葵的见解深表赞同，并鼓励将这一方针贯彻到底。 值得注意的是，信任战胜国、听候对方差遣，是当时日本精英中普遍的共识。作为战争中的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战后担任枢密院议长。在当时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局势下，他并没有忧心忡忡，反而“感到宁静淡然”。一年后，他在回忆投降经历时这样写道：“有人坚持认为应当谈判，从同盟国方面得到保留日本国家组织结构的保证。然而这样的提议听起来荒唐透顶，我不愿无端生事。从我的立场来说，我们战败了。既然承认失败，那就把一切都交给胜利的一方裁决，这样才是有气节的做法。这是从古至今的军事传统。对于该做什么，我只秉持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无条件地信任敌方统帅。武士道精神并非日本独有，而是一种普遍通行的准则。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对认输拜服的敌手予以庇护才是勇士之道。麦克阿瑟将军的为人秉性我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一名战士，我对于这种军人精神坚信不疑。因此，在各种源自恐惧和未知的流言甚嚣尘上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