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后，汪曾祺因为样板戏的事成了重点审查对象，挂了两年，写了十多万字的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旗手解放了我，我是很感恩的。最初，只是觉得旗手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但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感恩戴德，又诚惶诚恐。” 汪曾祺记得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那是在康平桥办事处，旗手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汪曾祺和阎肃面面相觑，剧团书记满头大汗。回到招待所，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 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样板戏风靡全国之际，汪曾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言道：《智斗》这出戏，会流传久远。”时间验证了他的预言，无可置疑。1970年5月21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热烈拥护前一天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声明。当天，《沙家浜》剧组的几位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荣幸地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汪曾祺事先虽已听闻此事，但他并未多想，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他也明白能够上天安门城楼是一种难得的荣誉。 样板戏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正值运动高潮期。这一时期，文艺创作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传统艺术形式需要与时俱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样板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们不仅是对传统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文艺创作方向的一次重大调整。在众多精彩的样板戏中，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平凡人物形象，虽容易被忽视，却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内涵。 就像《智取威虎山》中的李勇奇，他本是一位深受匪患侵害、有着深仇大恨的铁路工人。施正泉饰演的李勇奇，将那种憨厚、愧疚与阳刚正直的性格特点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经典的二黄唱腔：“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亲人哪！我不该青红不分皂白不辨，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羞愧难言……” 生动地展现出李勇奇内心的情感变化，他从对解放军的误解，到认清他们是真正为人民的队伍，这一转变体现出普通百姓在革命浪潮中的觉醒 。李勇奇虽是平凡人，却有着坚定的爱憎，他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加入革命队伍，为剿匪贡献力量，展现出劳动人民质朴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 还有《杜鹃山》里的雷刚，他原本是个草莽英雄，带领着 “红军铁血队” 反抗地主和国民党的剥削压迫，却因缺乏正确领导而使队伍陷入困境。在与柯湘的交流和冲突中，他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从一个只凭个人勇猛和狭隘复仇观念行事的人，成长为真正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比如在《黄连苦胆味难分》选段中，柯湘用激昂且深情的唱腔唤醒他的革命意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形象从冲动的复仇者转变为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战士。雷刚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自我超越，他的善良、勇敢和坚韧在革命的磨砺中愈发凸显 ，也让观众看到平凡人在革命理想感召下的蜕变。 在京剧样板戏里，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普通人物，几乎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在旧社会饱经磨难。就拿李勇奇来说，他本是夹皮沟的一名普通铁路工人 ，一心只想靠着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过上安稳日子。然而，座山雕匪帮的烧杀抢掠，彻底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他们进村抓人，杀害村民，李勇奇的妻子为保护他，惨死于土匪的枪口之下，母亲和孩子也未能幸免，一家人就这样家破人亡。这种灭顶之灾，是旧时代无数普通百姓悲惨遭遇的缩影，他们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生命如蝼蚁般脆弱，任由恶势力践踏。 雷刚的命运同样坎坷，他所在的村子长期遭受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百姓们辛苦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大多被恶霸夺走，生活苦不堪言。雷刚的父母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地主折磨致死，他自己也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了生存，为了给父母报仇，他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成为草莽英雄，但在那个黑暗的社会，他的反抗显得如此艰难，没有正确的引导，他和他的队伍四处碰壁，始终无法真正改变命运。 尽管出身平凡且历经苦难，但在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普通人物展现出了非凡的报国之志与牺牲精神。李勇奇在遇到解放军后，被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所打动，毅然决然地加入了革命队伍。他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为解放军当向导，带领部队穿越深山老林，巧妙地避开土匪的眼线，成功地找到了座山雕的匪巢。在战斗中，他更是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与战友们紧密配合，最终为消灭土匪、解放夹皮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深知，只有彻底推翻旧社会，才能让像他一样的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舍小家为大家，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