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一幕，让所有人想起他临终前强撑着给同事讲图纸的模样。 那时他胸口疼得直冒冷汗，却拒绝打镇痛剂，说“要保持清醒想研发的事”，谁能想到，他是在这样的身体里，藏着一颗为国家科研拼到最后一刻的心。 罗健夫的最后时光，每一分钟都在与时间赛跑。1981年10月，他开始胸口疼，当时正牵头研发Ⅲ型图形发生器，这是比前两代更难的项目，关乎中国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破。 他没告诉任何人，白天用手顶着胸口操作机器，晚上回家一边查资料一边熬中药止疼；硬扛三个多月后去北京出差，病情实在瞒不住了才去检查，一查就是“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晚期”。 躺在病床上，同事来看他都不好意思提工作，他却主动拿出图纸，忍着剧痛讲了两个多小时，从设计细节到调制隐患，生怕漏了任何关键信息。 医生要给他打镇痛剂，他摇头拒绝：“刺激神经影响大脑，我得清醒着给同事当参谋。”有人想给他买进口药，他也婉拒：“把钱留给更需要的人。” 直到生命最后，他还强撑着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心里记挂的始终是未完成的科研。 谁能想到，这位为航天电子工业“破局”的人，最初学的并不是相关专业。 193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普通家庭的罗健夫，16岁参军时就透着一股韧劲：别人训练后休息，他抱着高中课本自学，硬生生啃完了全部课程。 1956年考上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毕业后辗转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最后到了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研究所）。 从核物理到电子科研，跨度极大，可他从不畏惧“从零开始”，因为他始终盯着“国家需要”，哪里缺人，他就往哪里去；哪个领域难，他就钻哪个领域。 真正让他与“卡脖子”难题死磕的，是1969年那项任务。当时单位从北京搬往临潼，领导交给罗健夫一个硬任务：研制图形发生器。 这种设备是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制版机，没有它，中国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发就是“无米之炊”。可国外把这技术当成宝贝，严密封锁，别说样机，连一份完整资料都不给。 罗健夫学的是核物理，对电子线路、精密机械一窍不通，但他只说了句“国家需要，我就干”，便一头扎进了全新领域。 接下来的4000多个日夜，他成了“书痴”。坐公交车时，别人聊天发呆，他捧着专业书看，曾坐过站好几回；等车时继续低头啃书，连错过几趟车都没察觉，最后还是售票员认出他才提醒。 周末、节假日全泡在书店和资料室，同事总能看到他怀里夹着资料、手里捧着书的样子。凭着这股拼劲，1972年他带领团队搞出国内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空白。 1975年又研发出更先进的Ⅱ型机，1978年拿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可申报成果时，他非要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后，说“成果是大家的，我只是牵头的”。 罗健夫走后，人们才更懂“中国式的保尔”这称呼的分量。他不是孤军奋战，新中国科研史上，有太多和他一样“把命交给国家”的人：邓稼先在戈壁滩隐姓埋名28年搞原子弹，辐射坏了身体，临终前还在整理资料。 钱学森放弃国外大房子、高工资，冲破阻碍回国，从零搭建航天工业体系。他们干的领域不同，却有着同样的信念，国家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难，就啃什么。 如今再看罗健夫遗体里那些比心脏还大的肿瘤，那不是病痛的印记，更是他用生命写就的奉献勋章。他和无数科研先辈一样，没有真正离开，而是化作一束光，照亮后来人的科研路。 这种把个人生命融入国家发展的精神，从来都是中国科研最硬的底气，也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传承。 信源：杰出建设楷模丨罗健夫：心中有家国 淡泊且执着——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