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叛徒徐梦秋去找刘伯承，希望念在他过去有功，给他安排工作，刘伯承就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却怒道：“立即把他捉拿归案！” 1941年。当时他在山东工作，不幸被捕。被捕，在那个年代是常事，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到了。有人宁死不屈，比如我们熟知的那些英雄；有人选择沉默，熬到出狱；但徐梦秋，选了第三条路——他不仅投降了，还“投”得特别彻底。 他被关进国民党中统的监狱，没过多久就叛变了。怎么个叛变法？他给国民党写《告八路军将士书》，在报纸上公开骂自己曾经的信仰，还把自己知道的组织机密和盘托出。说白了，他就是用同志的鲜血，去换自己的荣华富贵。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组织里，都是最让人不齿的。他从一个用笔杆子战斗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用笔杆子捅向战友的叛徒。 1949年，全国解放，国民党跑了，徐梦秋这种给国民党打过工的，自然就成了丧家之犬。他琢磨来琢磨去，想到了一个人——刘伯承。 为啥找刘伯承？因为他们是老熟人，当年在红军里共事过。徐梦秋心里打着小算盘：我当年也是有功劳的嘛，现在落难了，你刘伯承当了大官，总得念点旧情，拉我一把吧？ 于是，他就真的找上门去了。见了刘伯承，估计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先忆苦思甜，讲自己当年跟着队伍吃了多少苦，贡献了多少力量，然后话锋一转，说自己当年是“一念之差”，希望组织能“给出路”，给安排个工作。 刘伯承是什么人？十大元帅之一，一生光明磊落，最重原则。他看着眼前这个昔日的战友，心里五味杂陈。旧情是有的，但原则更是天。这事儿他自己定不了，叛徒问题，兹事体大。于是，他把情况原原本本地上报给了中央，直接请示毛主席。 电报发到北京，毛主席看到“徐梦秋”这个名字，再看到他“希望安排工作”的请求，史料记载，主席当时勃然大怒。他几乎没有犹豫，直接批示：“立即把他捉拿归案！” 这声怒喝，隔着几十年的时空我们仿佛都能听到。为什么这么愤怒？ 很多人可能会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过去毕竟有功，功过相抵行不行？ 不行。这根本不是一道数学题，功是功，过是过，有些过错，是永远无法抵消的。 毛主席的愤怒，不是针对徐梦秋一个人，而是针对“叛徒”这个群体，针对“背叛”这种行为。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多少人牺牲了？多少家庭破碎了？支撑着大家走下来的，就是一口气，一股信仰。而叛徒，就是从内部瓦解这口气、玷污这股信仰的人。他们的危害，有时候比正面的敌人还要大。 如果今天因为徐梦秋有点才华、过去有点功劳，就轻轻放过，那明天、后天，会不会有更多的人觉得，背叛的成本也不高嘛，大不了以后再“回头”？那置那些牺牲的烈士于何地？置党的纪律于何地？ 所以，毛主席的决定，看似无情，实则是最大的“有情”——这是对千千万万牺牲者的告慰，是对革命原则的坚守，更是为新中国立下了一根不可动摇的标尺：任何时候，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底线，都不能触碰。 你可能会觉得，战争年代的“叛徒”离我们很遥远。但“背叛”这种行为，换了个马甲，其实一直都在。 以前的背叛，可能是泄露军事机密；现在的背叛，可能是在科技战里，把我们辛辛苦苦研发的核心技术、关键数据，偷偷卖给竞争对手。就在去年，国家安全部门不就公布了好几起案件吗？某军工企业的核心涉密人员，被境外间谍机构策反，长期提供我国的核心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危害。这和当年的徐梦秋，本质上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个人私利，出卖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 以前的背叛，可能是投靠敌对阵营；现在的背叛，可能是某些手握公权力的干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把权力当成捞钱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损害的是老百姓的信任和国家的根基。这几年反腐力度多大，打掉的“老虎”“苍蝇”还少吗？这些人，在精神上，就是新时代的“叛徒”。 所以，徐梦秋的故事，一点都不过时。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这条底线，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无论你过去有多大的成就，有多高的地位，一旦越过这条红线，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他最终的结局是在195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病死在狱中。他用自己的人生，给所有人上了一堂代价沉重的课。这堂课告诉我们，人生路上，走错一步，可能就再也回不了头了。个人的才华和功劳，在国家大义和民族气节面前，永远是次要的。 说到底，刘伯承的“上报”和毛主席的“怒喝”，共同守住的，是这个国家和执政党的精神洁癖。正是因为有这种“洁癖”，我们才能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的繁荣昌盛。这条路，来之不易，更需我们每一个人，守好自己的那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