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4日拂晓，沈阳市长武迪生和助手张力女士，乘坐直升机前往以色列的

1993年11月24日拂晓，沈阳市长武迪生和助手张力女士，乘坐直升机前往以色列的马萨达山，去看死海日出，中途意外坠机身亡。事后，围绕是否因公殉职和赔偿问题，沈阳方面和以色列官方产生了很大分歧，一度陷入僵局。 那时候，中国和以色列刚建交没多久，1992年1月才正式拉开帷幕，这事为两国地方层面的来往开了绿灯。沈阳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正琢磨着怎么引进外资，拉动经济。1993年11月，沈阳市政府接到以色列拉马特甘市的邀请，组了个代表团过去访问，为期一周。领队的正是市长武迪生，他带了四个人，包括管经济开发区的副主任张力。访问的重点放在推动沈阳开发区和以色列企业合作上，顺便学学人家在城市建设和科技方面的经验。 武迪生从东北工学院毕业，一路干到沈阳市长，作风朴实，住的还是普通小区里的六层楼房，家具简单得不行。组织上想给他换房，他也只同意调低楼层，面积条件没变。平时工作抓民生，改善环境、治污染、建公共设施啥的，都是他的心头事儿。市民反映煤油脱销，他就赶紧组织采购；电力不够导致停电，他要求供电方案优先保居民晚上五点到九点的用电。每年除夕，他还去工厂车间慰问工人，下基层调研时爱在小饭馆吃饭，顺便听听群众意见。在沈阳5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他这种接地气的作风，赢得了不少赞誉。 代表团到了以色列，拉马特甘市那边接待得还算周到。武迪生跟一家以色列公司的高层谈投资的事儿，涉及资金规模、技术转让这些，初步达成了共识，但几个具体条款还得再磨合。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双方找不出时间继续聊。11月23日晚，那家公司总经理提了个主意：第二天一大早，乘他们的直升机去马萨达山看死海日出，顺路在飞机上把剩下的条款敲定。 武迪生和张力同意了，就这样定下来。谁知道，这趟行程成了绝唱。以色列时间凌晨4点50分，直升机从赫兹利亚机场起飞，型号是贝尔206，标志4X-BJG。机上五个人：武迪生、张力、公司总经理伊兰·阿尔特、导游梅纳赫姆·巴兹莱，还有飞行员约阿夫·佩莱格。飞机飞往东南方向，目标是马萨达山。起飞后没多久，大概5点24分，飞行员还跟地面指挥台联系过，但之后就断了音讯。飞机飞到贝尔谢巴北部约5公里处，坐标北纬31度30分，东经34度45分，突然出事了。 调查后来显示，飞机可能是撞上了高压电线，或者油泵部位出了机械故障，导致起火坠毁。机身在受控着陆过程中着地，但火势太大，瞬间吞没了整个飞机。现场一片焦黑，残骸散落在贝特卡马集体农场附近，靠近贝尔谢巴到基里亚特加特的公路边。机上五人全没了命。阿尔特36岁，是以色列承包商协会副会长，家在拉马特哈沙龙；巴兹莱55岁，资深导游，住赫兹利亚；佩莱格45岁，有丰富飞行经验，来自亚夫内镇。张力作为开发区副主任，跟武迪生一起，本是为完成投资洽谈，结果商业协议泡汤了。这事儿传回国内，沈阳上下都震惊。武迪生在位时，推动五大目标：改善城市环境、治理污染、改变居民燃料结构、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住房条件。事故发生后，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马上行动起来，大使林真领头成立了善后小组。一方面协调分歧，一方面处理遗体运送这些紧急事。 分歧主要出在责任认定和赔偿上。沈阳方面觉得，既然是应邀访问，外事活动的安全该由以色列官方全兜底。这符合中国传统的行政处理方式，邀请方得负责。但以色列那边不一样，他们是三权分立的体系，政府说这类民事航空事故得走司法程序，中央或地方政府不能行政干预。双方认识差距大，一度僵住了。大使馆政务参赞陈来元回忆，这类事件他们头一遭处理，谁也没经验，主要难在两国处理思路不一致。沈阳派了副市长艾廷隽、张福卿等组成的善后工作组过去，航班前两天就赶到。起初，他们还坚持行政解决，围着桌子反复强调责任归属。但大使馆耐心解释本地法律，演示类似案例，沈阳方面渐渐调整思路。最终，大家同意通过法院途径处理。大使馆受家属委托，聘请了当地律师阿龙·梅泽，后来又换成迪纳里。鉴定结果显示，事故和直升机机械故障直接相关，零件部分来自美国。根据国际航空法规，死者家属能在以色列和美国同时索赔。 赔偿计算上，又闹出点事。以色列法律按个人生活指数定赔偿标准，武迪生58岁遇难，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4.5岁，相减得16.5年，再乘以他的月薪——那时候他工资不高，才几百块——算出来赔偿额低得让人心酸。他一生清廉，财富几乎为零，在异国法庭上，生命价值显得那么渺小。家属起初不满意，但律师费、技术专家费这些分歧也得解决。拉马特甘副市长推荐了梅泽，但后来在思路上有点不合，转而找别人。整个过程拖了好几年，2002年还有报道说国际诉讼未决。但最终，通过美国法院追责零件制造商，补偿到位了。善后工作就这样一步步推进，遗体火化后，1993年12月6日，武迪生的骨灰运回沈阳。灵车去回龙岗革命公墓时，尽管相关部门限制献花和参加人数，数万群众还是自发冒着寒风路边送别。那场面，挺感人的，沈阳人没忘这位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