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4日，是曾志87岁生日。她似乎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过生日了，就早早起来，跟长子石来发、次子蔡春华、女儿陶斯亮坐在一起，说了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曾志本名叫曾昭学，从小就聪明伶俐，十五岁那年已经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想法，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了。 那时候的她年纪轻轻，却已经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后转成党员，开始干地下工作，日子过得风里来雨里去，从井冈山到闽西根据地，到处跑，帮着组织医疗队，照顾伤员啥的。 她的一生其实挺坎坷的，经历了三段婚姻，每一段都跟革命紧紧绑在一起。第一任丈夫是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也是个热血青年，在1931年反AB团事件中牺牲了，那时候曾志怀着孩子，继续咬牙坚持工作，生下儿子石来发后，因为任务在身，只能把小婴儿交给当地石姓人家抚养，自己转战他处。 后来跟第二任丈夫蔡协民结合，1934年生下蔡春华，蔡协民在福建战场上阵亡，她又一次把孩子送给蔡家亲戚，自己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第三段婚姻是跟陶铸，1941年生下女儿陶斯亮，那时候抗日战争正激烈，她和陶铸被派到东北组织游击队，又把四岁的女儿交给延安保育院，自己上前线。 这些年，她把个人家庭的事全抛在脑后，全身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从后勤到组织工作，一步步做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可她从来没利用过职位给自家孩子开后门。 石来发一辈子在江西当农民，种地过日子，蔡春华也靠自己打拼，陶斯亮虽跟母亲近些，但也独立生活。 曾志晚年在北京住着，身体越来越差，患了重病，医生的话她听得明白，知道日子不多了。 到了1998年4月4日，正好是她87岁生日，这一天对她来说特别不一样，她好像预感这是最后一次了，早早就叫起三个孩子，石来发从江西赶来，蔡春华和陶斯亮也在身边，他们围坐一起，曾志敞开心扉，说了很多平时不轻易提的话。 她先跟石来发聊起他的身世，讲到夏明震牺牲后自己怎么生下他，又因为革命需要把他送人，那时候她自己也才二十出头，形势逼人，没法子带孩子。 后来解放了，1952年她在广州才见到长大的石来发，那小子小时候养父母没了，靠乞讨长大，分了田才安定下来，可曾志还是没给他安排工作，让他继续务农，她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党。 她承认自己不是个合格的妈，对石来发亏欠太多，没给他母爱，没帮他过上好日子。 然后转到蔡春华身上，回忆蔡协民牺牲的事，她生下孩子后又送走，继续在根据地干活，那些年她在东北奔波，日子苦得很，可她从没后悔过选择革命。 对陶斯亮，她也说了些心里话，虽然女儿跟她近，但小时候也分离过，她觉得自己对三个孩子都一样亏待。 曾志强调，她一辈子信奉自食其力，没给孩子们用权谋私，这也是她对党的忠诚。 这些话说得直白，带着点自责，孩子们听着鼻子发酸，曾志自己也忍不住哭了，三个孩子跟着落泪，那一刻一家人情感全涌出来了。 这事过后没多久，曾志的病情就加重了，两个月后，6月21日，她在北京走了，享年87岁。 按照她的遗愿，骨灰没留在北京，而是运到井冈山，撒在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旁的一棵柏树下，那地方是她革命起步的地方，她觉得魂归井冈才对。 墓碑上就四个字“魂归井冈”，简简单单，没多余的。 孩子们后来去井冈山祭拜，石来发站在墓前，感慨万千，他一辈子当农民，可对母亲的革命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陶斯亮也常提起母亲，说她是真正的革命者，把家风传下来，让后代记住自力更生。 曾志的故事其实挺接地气的，她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而是实打实从底层干起，吃过苦，受过累，却始终坚守信念。 她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现在看来有点严苛，但那一代人就是这样，革命高于一切，个人牺牲在所不惜。 这也让她的家风成了榜样，长子石来发虽没文化，可他教孙子们要勤劳本分，蔡春华也一样，陶斯亮后来写书回忆母亲，字里行间都是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