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卖油郎问：“村里住多少八路？”小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七八个！”当晚，200多名日军，夜袭八路军一个团！ 八路军冀中军区17团，团长叫闵鸿友。他是个安徽汉子，穷苦出身，十几岁就跟着闹革命，是正儿八经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骨头。这种人，你看他平时话不多，可心里跟明镜似的，啥时候该忍，啥时候该亮刀子，门儿清。 1940年底，17团刚在正太铁路线上干了票大的，炸了日军的军火列车，干掉了三百多鬼子伪军，把敌人给彻底惹毛了。打了胜仗，闵鸿友却一点不敢松懈，他跟政委姚国民俩人，天天凑一块儿研究地图。他们发现，部队驻地南龙岗村，离着行唐县城的日军据点，直线距离也就十来公里，这简直是卧榻之侧。他俩合计着，小鬼子肯定得来报复，而且八成会挑咱们最松懈的时候搞夜袭。 于是，命令下去，全团备战。说是休整，其实枪不离身，子弹上膛，村里村外明哨暗哨撒了一堆，院墙上掏出射击孔，村口挖了陷马坑，整个南龙岗村被布置成了一个铁桶阵。 万事俱备，就等“东风”了。你猜这“东风”是啥？一个卖油郎。 1941年1月2号，离腊八节没两天。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晃悠悠进了村。这人六十来岁，干瘦干瘦的，看着特不起眼，他就是日军安插的汉奸老白洋。他支开摊子，没正经卖东西，专盯着村里几个玩闹的孩子。 他从怀里掏出几块糖，笑眯眯地问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孩：“娃呀，叔叔问你，你们村里住了多少八路军叔叔啊？” 那孩子哪懂这里头的道道，舔着嘴唇想了想，脱口而出：“七八个吧！” 孩子没说谎。当时团里开会，主力都派出去了，留在村里的确实只有几个伤员和留守人员。老白洋一听，心里乐开了花，他觉得小孩的话最实在，没那么多弯弯绕。他立马跑回县城，跟日军指挥官神岗少佐拍着胸脯保证：“情报确凿！南龙岗只有八路一个班的残兵，您派一个小队去，轻松解决战斗！” 神岗少佐正愁找不到17团主力，一听这消息，大喜过望。虽然觉得有点蹊跷，但复仇心切，加上对“小孩不会撒谎”的迷信，他还是决定赌一把。当晚，他调集了手下最精锐的200多名日军，外加100多伪军，带着平射炮和重机枪，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悄悄摸向了南龙岗。 他们以为是去捏软柿子，却不知道自己一头扎进了老虎嘴里。 凌晨时分，一个起早拾粪的老大爷，在村外迷迷糊糊地看到远处黑压压一片人影，还听见马打响鼻的声音。老爷子激灵一下，魂都快吓飞了，扔下粪筐，连滚带爬地冲回村里，扯着嗓子就喊：“鬼子来啦！鬼子进村啦！” 这一嗓子，就像拉响了战斗警报。 闵鸿友和姚国民几乎是同时冲出指挥部。情报跟他们预判的一模一样！“打！”闵鸿友一声令下，整个南龙岗瞬间“活”了过来。 3营主力死守村内核心阵地，当正面“铁砧”；早已埋伏在村外两翼的1营和2营，像两把张开的铁钳，从左右两个方向包抄上去。特务连和机枪连抢占制高点，提供火力支援。一张为日军量身定做的包围网，瞬间收紧。 冲在最前面的日军，刚摸到村口，还没来得及架炮，四面八方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子弹像冰雹一样泼过来，打得他们晕头转向。神岗少佐当场就懵了，说好的“七八个”呢？这火力，分明是一个团！ 他想撤，可后路早被1营给断了。想攻，3营的阵地跟钢板一样，根本啃不动。更要命的是，迂回包抄的两个营，已经捅到了他们的腰眼上。 那是一场没什么悬念的血战。咱们的战士，憋着一股劲，人人如下山猛虎。六连连长张学锡，操着机枪掩护战友，头和脚都中弹了，硬是撑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九连指导员重伤，党员李俊卿吼着“为指导员报仇”，第一个冲上去跟鬼子拼刺刀。 天亮时分，枪声渐渐停了。战场上一片狼藉，日伪军三百多人，除了少数几个侥幸逃脱，其余全部被歼灭。咱们缴获了平射炮、重机枪、步枪一大堆，还有三十多匹战马。而那个通风报信的汉奸老白洋，后来被愤怒的日军找到，下场可想而知。 17团也付出了74人牺牲、156人负伤的代价。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胜利不是靠侥幸，是靠闵鸿友他们那种“料敌于先”的警惕和周密部署；是靠战士们那种“人在阵地在”的决死拼杀；更是靠那位拾粪大爷那样，军民一心的鱼水深情。 一句“七八个”，听起来是童言无忌，但它能成为敌人的催命符，根子在于咱们自己实力过硬，准备充足。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战场上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