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清晨，老舍轻轻推开家门，最后一次回望生活了多年的小院。他走到三岁孙女小月的窗前，俯身轻唤她的名字。孩子揉着眼睛跑出来，懵懂地望着爷爷。老舍拉着她的小手，一字一顿地说：“和爷爷说——再——见。”小月乖巧地重复：“爷爷再见。”她不知道，这竟是爷爷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几小时后，这位“人民艺术家”独自走向太平湖，在枯坐一整日后投湖自尽，结束了他67年的风雨人生。 老舍的命途，从一开始就刻满挣扎。1899年，他生于北京正红旗的贫寒之家，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战死正阳门。 一岁半的他被扣在木箱下躲过意大利士兵的洗劫，却躲不过孤儿寡母的清苦。9岁那年，满族贵族刘寿绵资助他入私塾，他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京师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小学校长。 五四运动的浪潮唤醒了他，他退掉包办婚姻，辞去铁饭碗，在天津写下处女作《小铃儿》——一颗文学的种子，从瓦砾堆里破土而出。 1924年远赴英国任教时，伦敦的阴雨浇不灭乡愁。他在异国写下《老张的哲学》，用“老舍”作笔名：“舍予”是忘我，“老舍”是永远忘我。 回国后任教山东，他将所见苦难凝成《骆驼祥子》。祥子拉车的身影，是千万底层百姓的缩影；那句“单靠个人奋斗活不下去”的叹息，成了时代的预言。 抗战烽火中，老舍的笔化作刀枪。 1938年武汉“文协”成立，周恩来力荐他担任总务部主任：“他不分党派，是五族共和的象征！” 他变卖家当支持抗战，写鼓词、编话剧，在重庆防空洞里完成《四世同堂》。 他高呼：“我是文艺界的小卒，笔是我的枪，热血洒在纸上！” 1949年，周恩来亲邀旅美的老舍归国。他目睹新生的北京，将热忱倾注于《龙须沟》。 当剧中人喊出“谁敢说政府半句坏话，我掰下他的脑袋”，老舍眼中闪着光——这何尝不是他的心声？他享受特殊礼遇：写作时无人打扰，为采风警察全程护送。 可荣耀背后暗流涌动：1962年，《正红旗下》因题材敏感被迫停笔；1965年访日归国后，记录见闻的公开信被禁发。 1966年8月23日，本在家养病的老舍执意去文联“参加运动”。刚进门，红卫兵便将他拖上卡车押往孔庙。 瓷片扎进膝盖，戏服水袖缠住流血的头颅，有人高喊：“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就是卖国！” 更痛的是妻子的当众揭发——23年前重庆的婚外情伤疤被撕开，家已成回不去的战场。 深夜归家时，汗衫已被血黏在皮肉上。 胡絜青用热毛巾敷了半小时才脱下，老舍喃喃道：“人民是理解我的，周总理是懂我的……” 次日清晨，他换上整洁的白袜布鞋，向小孙女诀别后走出家门。 太平湖的芦苇丛中，他捧读《毛泽东诗词》一整天，最终头浸湖水、手扒岸石窒息而亡。法医验尸时发现：胃里没有湖水，只有未消化的绝望。 他的死如巨石坠水。 儿子舒乙说：“太平湖正对母亲旧居，他找妈妈去了。” 八宝山火化场将他定为“反革命”，骨灰险被丢弃。12年后平反时，空骨灰盒里只放了一支笔、一副眼镜和一角血衣。 如今，太平湖已成北京二环路，地铁列车每日碾过他曾躺卧的土地。 但《茶馆》里“改良改良，越改越凉”的台词仍在回响；《四世同堂》中祁天佑投湖的身影，与老舍的白袜素鞋叠成同一个悲怆的剪影。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上的老舍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