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他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国锋抱怨：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 “林同志，现在是1978年10月22日凌晨三点，请您马上来北京。”电话里，对方语速极快。林乎加放下听筒，沉默几秒，只回了两个字：“知道了。”他的秘书后来回忆，那一瞬间，林乎加眉头拧得死紧，像在权衡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 深夜从天津赶往北京并非稀奇，可这一次不一样。先头消息透露，中央已决定调整首都领导班子。吴德请辞后，谁来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直是政治局讨论的焦点。华国锋把目光落在林乎加身上——理由很直接：眼下北京急需一位既懂经济又能稳住大局的“干将”。 火车在黎明前驶进丰台。迎接林乎加的，是华国锋办公室里压抑却冷静的气氛。华国锋开门见山：“中央决定调你来主持北京工作。”林乎加下意识脱口而出：“我在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啊！”这一句带着山东口音的抱怨，既真诚又无奈。华国锋给出一句硬朗的回应：“形势所需，别的不用想。” 天津工作确实没收尾。作为1977年刚到津门的书记，林乎加正推一项大胆计划——高校扩招。恢复高考第一年，南开、天大录取名额捉襟见肘，大量过线考生无学可上，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次碰头会上，他直接问校长：“宿舍挤不下就让学生走读，城市里公交有的是。”这种直来直去的提法，在当时颇有“离经叛道”味道，可他能言善辩：“知识荒芜了十年，晚栽一年又是一茬人误了。” 教育部担心教学质量，他就找邓小平陈情。“先试试，”邓小平一句定音。结果天津一下多收了八千名学生，至今不少受益者说，当年如果不是林书记，他们恐怕还在工厂车间蹉跎。 其实，中央之所以敢让林乎加“空降”北京，看中的正是这种敢拍板的魄力。放大时间线，他的经历几乎是一幅新中国经济治理路线图。山东革命根据地时期，他就是出了名的“土专家”，会种地也会打仗。1964年毛泽东点名让周恩来组织“计划参谋部”，林乎加被挑去当副主任，不是因为资历，而是因为“懂数字、敢碰硬”。 那几年，他把计划参谋部视作战场。多少项目因为他的一句“不合理”被砍掉，多少紧缺物资因为他的一句“必须保”被优先。1972年调入国家计委后，余秋里直言：“跟林乎加共事，心里有底。”也正因为这番信任，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时，余秋里点名要他随队。 上海局势复杂到什么程度？一边要肃清极左影响，一边要恢复经济运行。林乎加到位后，先抓的是宝钢项目——那是“中国要不要自己炼优质钢”的战略抉择。文件卡在讨论阶段，他直接带技术人员跑现场勘测，给出“开工可行”的硬核数据。1978年秋，宝钢一期正式动工，后来成为共和国重工业版图的支点之一。 正因如此，天津扩招、高等教育破冰在他手里顺利落地，中央才判断：北京这种千头万绪的摊子，他能接得住。可林乎加心里明白，北京的难度绝对不同级别——不仅政治象征性强，还涉及首都功能调整、城市基础薄弱、科教单位密集，任何一步都牵一发动全身。 凌晨谈话后三小时，他成了北京市委书记。交接仪式极简单，一纸任命、一声“多担待”。当天中午，林乎加没有回天津取行李，就住进了东城区一间临时办公室，桌上只有电话和几份简报。几位老干部暗自打量他：一米八几的个子、说话不绕弯、提案常常带数字，显然不是典型“京官”风格。 北京最紧的工作是恢复科研秩序。林乎加开了个不寻常的会议：请中科院、北大、清华负责人坐一排，没讲话稿，直接发问：“实验室设备还能用多少？缺口列清单，明天送我。”他做笔记像记账，一项一项圈。有人担忧财政，“先画账本，钱是可以往前借的，但账必须清。”这种做派，早年在国家计委养成，讲究数字说话。 同年年底，他复制天津模式，再次推动高校扩招。北京高校总量大，但宿舍、教室同样紧张。有意思的是，他借调了城建部门测算公共交通载客量，用数据证明“走读方案可行”。新学年，北京又多录了一万多人。后来那批学生里，不少人成为改革开放早期的技术骨干。 除了教育，他还抓了一件被称作“首都清仓”的事情：梳理北京市属厂矿长期积压的产品和闲置资产。中央企业改制之前，这类库存像沉疴。林乎加让财办和计委一起排查，定价、拍卖、互调，很快给首都腾出了宝贵的仓储和资金空间。老会计说：“他就是信不过凭口号治市。”这话虽粗，却道出了林乎加办事的核心逻辑——凡事先算账，看得见的数字最实在。 他在北京的时间没有外界想象的长。1981年春，组织决定让他出任农业部长。身边人惋惜：“刚理顺就走，怪可惜。”林乎加摆手：“哪有坐稳这一说，国家事连着环节，每个岗位都是接力。”到农业部后，他主推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南方双季稻良种推广，外界称之为“务实部长”。他不爱出风头，却常出现在田埂、试验站；甚至有人笑说：“只要看到田边站个高个子戴眼镜，就是林部长。” 1992年离休时，他已经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离休后，林乎加住在北京三里河。书法写得一笔雄浑，常有人求字，他只写“勤政”、“务实”两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