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在弥留之际提了个奇怪的要求，他说：“我节俭了一辈子，死后也不想成为百姓的拖累。 公元前157年，长安未央宫静得出奇。汉文帝刘恒重病不起，躺在榻上，身边的大臣、太子、内侍全都跪着等一句话。可他说的不是托孤、不是遗诏，而是丧礼怎么办。 “我节俭了一辈子，死后不想成百姓的拖累。” 这句话一出口，宫里所有人都怔住了。身为皇帝，哪一个死时不是钟鸣鼎食、金玉随葬？可刘恒却当着满殿人，说得干脆利落——别给我修高冢，别下金椁，别陪宝玉，别扰百姓。 他不是说着玩，而是当成遗令交代。 太子刘启坐在下首，抬头看父亲的脸色，眼圈红了，却不敢劝。旁边的近臣想出声，被文帝抬手止住。“我既不贪生，何必厚葬？”这话一句，谁都明白他是认真的。 这一切，不是突然来的。刘恒的节俭，早就出了名。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日子真过得像个清官。登基二十多年，他从没修过宫殿，连御膳都限用三牲。宫中器物破了就补，从不换新。 衣服不加绣纹，靴子补到不能穿才换。群臣上表劝进奢用，被他当场驳回，还附上一句话：“天子与民共衣食。” 连皇帝都省成这样，大臣也不敢铺张。一次丞相送他九头御马，鞍辔华丽，他只看了一眼，说：“盛世马贵，乱世人贵，今朝安宁，马须惜。”话一出，那匹马原路送回。 他在位的那几年，除了黄老之术，就是节俭两个字贯穿始终。百姓记得他不是靠征伐，也不是靠造宫，是因为他不加赋、不役民、不扰天下。 可也正因为这样，弥留之际的那句“勿以我为累”，才像钉子一样钉进史书里。 那一年，刘恒身体开始出状况。起初只是食欲减退、气喘，太医轮番上阵，药方堆满内廷。可药喝了，症状没缓。到了冬末，他已卧床不起。文帝知道自己走不了太久，于是开始处理后事。 最先召来的是太子。景帝那时三十岁，已理政多年。文帝没多说话，只让他跪听遗命。 他说：“我不欲厚葬，棺用柏木，不以金玉。就山为陵，不发民力。”太子听完点头，什么也不敢问。 接着他召丞相、御史、太常、宗正等人，把自己的丧礼交代清楚。文帝说得细，连陵寝选址、服丧日数、随葬人数都标得明明白白。 陵地选在长安东南二十里，依山就势，名叫“霸陵”。 这地不是风水宝地，也无龙穴凤脉，理由只有一个——离百姓远，施工不会扰人。 陵墓不用砖石高台，不设明器随葬，不动用地方官员征人。 所有工匠由宫中现役调派，不加赋税，不征民夫。就连墓中棺椁，也不用玉椁金枕，仅用漆木加柏板封成。 最震撼的是陪葬。史书里写，文帝身后只带了“衣一袭，履一双，印一方”。无珠玉、无玉璧、无黄金，也无金缕玉衣。 朝中很多人反对。礼官认为皇帝天子，礼不可废。 还有人劝太子按章典办理，以示尊孝。太子迟疑，结果被刘恒断然制止。“我若因死扰民，死不瞑目。” 他去世那天，是正月二十三。清晨未央宫内静得可怕。 五更鼓响时，宫人退出寝殿，太医止步殿外。太子跪地，宫门内响起三次钟声——皇帝驾崩。 国丧照例开始，但丧礼减半。太常拟礼文被景帝改削一半，御道不设旌幡，仪仗取消金车玉辇。入殓时，只一副棺、一张帛盖，百官三日即除服，未发百姓一人。 陵地施工用了两月，地表无高丘，无封石。 霸陵地势低缓，行人路过不见陵形。入地无墓道，仅一竖穴直下。周围无陪葬坑，也无仪仗俑。整个西汉，只有文帝陵无高冢、无神道、无神兽。 有人曾说，汉家气象贵在宏大。可文帝死后，朝中风气立变。 后继皇帝景帝、武帝都效仿其法，“霸陵制”成为汉代帝陵形制之一。节俭成了标杆，不是律令约束，而是帝王身教。 后来史官记此事，用的是“躬行节俭，去奢从俭”。 可那些话远不如一句遗言有劲：“我节俭一生，死后不愿劳民。” 就这一句，硬是让汉文帝与他的霸陵，成为两千年帝王陵中最安静的存在。 参考资料： 《汉书·文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