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毛主席逝世后，廖汉生公然抗命致电陈锡联：我必须去北京 “1976年9月7日上午十点，廖副委员长，南京那边来了特急电话！”护士小王推开病房的门，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廖汉生撑着病床坐起，扶了扶还没消下去的浮肿双腿，心里隐约预感到不妙。 电话里，彭冲短短一句：“主席病情急转直下，你得有个准备。”话音未落，机子那头已经挂断。病房的窗子正对黄浦江，江风带着潮意灌进来，廖汉生只觉背脊发冷。此刻，他距离全面康复还有一段路，可心思早飞到北京。 医生提醒他必须继续输液，他摇头：“先停吧，这点病不算事。”随行参谋想劝，他摆手：“主席若有三长两短，我却躺在病床上，良心上过不去。”几分钟后，他让人买好最近一班去南京的机票，准备回军区处理后续事宜。 9月8日晚，他赶到南京，刚进院子，政工处同志把一封灰色加急电报递过来：毛泽东同志于9月9日0时10分逝世。灯光下，电报纸面轻轻抖动，没人说话，只听得到廖汉生粗重的呼吸。他抬头看表，距离电报时间不过两小时，心里像被石头猛砸一下。 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可以进京吊唁，其余人员留守原地维持秩序。廖汉生虽肩负南京部队副职，却不在允许名单之列。身边秘书低声提醒：“首长，这条纪律文件下午刚到，恐怕……”话音未落，他已拧开座机拨北京总机。 “陈司令，我廖汉生，没有主席就没有我今天。让我留在南京，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我必须去北京！”他声音沙哑却格外坚定。陈锡联沉默了几秒，只回一句：“身体能撑得住吗？”“能！”字字铿锵。对方没再说空话：“那就来吧，但别倒在路上。” 9日清晨，南京雨大得惊人。廖汉生披着旧军大衣，胳膊上还扎着未拔的输液针头，连同两名工作人员登上军机。起飞瞬间，机身剧烈抖动，他握紧扶手，心想：就算天塌，也得落在北京城里。 抵达首都机场已近午时，机场跑道一片寂静，只有警卫连列队举拳致敬。他没有多停留，直接奔向人民大会堂灵堂。水晶棺前，主席安静地躺着，廖汉生的眼泪来得毫无征兆，他低声唤了一句：“主席，我汉生来看您了。”随后，主动申请守灵，连续站了六个小时，滴水未进。 夜里回到招待所，他高烧到39度。随队军医建议立即输液，他摆手：“明天还得去灵堂，扛得住。”军医急了：“再扛，肾功能要受损！”廖汉生一句“先顾大事”把对方噎住。这股倔劲儿他跟了贺龙多年，早刻进骨子。 时间拨回1927年夏天。那年，17岁的廖汉生第一次在桑植县城见到贺龙。贺龙问他：“小家伙，敢不敢跟我闹革命？”他回：“敢！”一句话，把自己的人生押了上去。后来父亲亡故，贺龙干脆把他带进独立营，背枪、背电台，学政治课，样样来。一手把“廖家小伢”捏成红军政工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716团政委。宁武县城收复当天，街巷尸横遍野，井口还残留血沫。许多年后，他跟随行记者谈到那幕仍握拳发抖：“那种场面，谁见谁恨。”三天后，716团打成雁门关夜袭，斩断日军粮道七十公里，让鬼子一个月吃不上热饭。 装备落差悬殊，怎么打？廖汉生爱讲一句土话：“山里崽子没好枪，就把脑子磨锋利。”埋伏、夜战、麻雀战，冀中平原的老百姓嘴里叫他们“亚六团”。有意思的是，哪怕别的部队也穿灰布军装，老汉们还是先问一句：“你们是不是亚六团？不是就把米面送错咯。”这种认同感，比奖章更金贵。 战争结束，队伍要评衔。1955年，名单送上去，他排在上将栏。彭德怀、贺龙都觉得合情合理，可廖汉生说什么也不点头。他写了一封报告，足足三页纸，核心只有一句：“功劳归战士，我资历浅，授中将足矣。”毛主席看完哈哈一笑，转头对周总理道：“难得，真难得。”最终，他如愿只是中将。 不久，第一兵团要设政委。王震赞他作风硬朗，彭德怀更是力推，可他仍旧谦让：“我经验还差火候，先把底盘打牢更稳妥。”推来推去，最后只接过第一军政委的肩章。那一年，他才三十六岁，前途大有可为，却始终低调。有人纳闷，他只是摆手：“国家的摊子大，别总想着往自己口袋里揣。” 1976年之前，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南京军区基础建设。江防工事、后勤仓储、医疗系统，他一项项盯，一天能跑五六处。有参谋私下说：“廖副主任像一根弹簧，压少了都不行。”他听见，笑骂一句土家话：“干革命就得紧一点，松了弹簧枪还怎么打响？” 晚年的毛主席多次提到这位老部下，给过一句评价：“廖汉生是我们的榜样。”一句话不长，却足够沉甸甸。1976年秋天，北京城的槐叶刚刚发黄，主席长眠，榜样仍旧站在灵堂，倔强地挺着水肿的双腿。守灵结束那晚，陈锡联特地来看他，关切地说：“你还扛得住？”他说：“主席走了，我们得把日子扛下去。” 几天后，他带着输液瓶回到上海继续治病，体重比入院时轻了八斤。护士问：“值得吗？”廖汉生笑了笑：“革命军人一辈子，最怕亏欠良心。要是不去北京，我这一辈子睡不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