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73岁的浦安修躺在病床上，她曾是彭德怀元帅的妻子，临终前，她给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了一封信，恳请他亲自审查彭德怀的传记手稿。
和妻子浦安修被日军围困在一处狭窄的山洞里，粮食早已耗尽，身边只剩半个干硬的窝头。彭德怀掰下大半，塞进浦安修手中，语气平静却坚定：“你吃，我还能扛。”浦安修攥着窝头，眼眶湿润，她知道，这半个窝头不仅是食物，更是丈夫对她的无声守护。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份患难中的深情，会在二十年后，被一封信和一颗梨撕裂开来。究竟是什么，让这对革命伉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又是什么，让浦安修在生命的最后，用尽全力为丈夫正名？
1938年春，延安的黄土窑洞里，一场简朴的婚礼正在举行。40岁的彭德怀，戎马倥偬的八路军副总司令，迎娶了23岁的北平女学生浦安修。婚宴上只有一盘羊肉饺子，几张桌子拼凑成的席面，连酒都没有。宾客稀疏，却笑声不断，窑洞外春风吹过，带来一丝暖意。浦安修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教育家浦化人，她本可以在北平过安稳日子，却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毅然投奔延安，加入革命洪流。她聪慧、坚韧，很快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崭露头角。而彭德怀，出身湖南湘潭的贫农家庭，8岁丧母，靠砍柴为生，16岁投身军旅，早已是战火淬炼的硬汉。
两人年龄相差17岁，性格迥异，却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浦安修被彭德怀的朴实和赤诚打动，而彭德怀则欣赏她的才华与果敢。婚后，浦安修随彭德怀奔赴太行山前线，夫妻二人并肩作战，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太行山的那半个窝头，成了他们爱情的见证，也埋下了日后悲剧的伏笔。
1950年冬，朝鲜战场硝烟弥漫。彭德怀临危受命，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迎战美军。浦安修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表面平静，内心却被担忧吞噬。那年春天，彭德怀在战场上失联两个多月，电报中断，音讯全无。浦安修每天守着收音机，翻遍《人民日报》，甚至跑到邮局询问有没有前线的信件。夜深人静时，她坐在桌前，盯着桌上的油灯，彻夜难眠。一次，她在日记中写道：“老彭，你在哪里？只要你平安，我愿用一切去换。”
后来，彭德怀终于传来消息，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重创敌军。浦安修松了一口气，却也察觉到丈夫的变化。战场的残酷让彭德怀更加沉默，每次通信，他只提战况，不谈个人。她不知道，这份沉默背后，是彭德怀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如一颗炸弹，炸碎了彭德怀和浦安修的平静生活。浦安修作为北师大党委副书记，陷入了空前的压力。组织上连续37天找她谈话，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她日夜煎熬，回忆起太行山上那个把窝头让给她的男人，内心天人交战。
1962年秋，吴家花园，彭德怀的住所秋风萧瑟，院子里梨树果实坠地，散发淡淡酸涩。浦安修来收拾行李，彭德怀默默递给她一个削好的梨，切成两半，沉声说：“你要想清楚，真要离，就吃了吧。”浦安修泪流满面，吃下那半个梨，象征着“分梨”即“分离”。她转身离开，身后梨树枝头，几颗黄梨在风中摇曳。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301医院病逝，弥留之际，他喃喃念着浦安修的名字，想见她一面，却未能如愿。浦安修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关起门痛哭一夜。她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在丈夫最困难时选择了离开。1978年，彭德怀平反，追悼会上，浦安修以“彭德怀同志夫人”的身份出席，抚摸着覆盖党旗的骨灰盒，泪水模糊了视线。她下定决心，要为丈夫留下真实的记录。
从1979年起，浦安修投入到整理彭德怀遗稿的工作。她拖着病体，跑遍山西武乡、江西瑞金、朝鲜战场遗址，采访老战士，抄录档案，甚至在八达岭摔进山沟，腿上留下一道永久的疤。她以彭德怀的8万字“交代材料”为基础，补充细节，整理出27本手稿，形成了《彭德怀自述》的初稿。1990年冬，心脏病恶化的她仍伏案修改，直到昏倒被送往医院。
1991年5月2日，北京医院病房，浦安修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封信，托付给老战友杨尚昆，恳请他审阅手稿。杨尚昆与彭德怀在太行山并肩作战，情谊深厚。他彻夜阅读手稿，潸然泪下，称其“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彭德怀”。五天后，浦安修溘然长逝，未能看到《彭德怀自述》出版的那一天。
《彭德怀自述》出版后，震撼无数读者。它详细记录了彭德怀从平江起义到百团大战，再到朝鲜战场的戎马生涯，展现了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对人民的赤诚。
浦安修用生命的最后时光，为彭德怀正名，也完成了内心的救赎。她和彭德怀的故事，如太行山上的半个窝头，简单却沉重，承载着那个时代无数人的牺牲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