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返程时绕道去趟山西祁县乔家堡，为的就是见一见乔致庸。他一身便服平易近人，不等乔行礼，便抓住乔致庸的手，叫了一声“亮大哥”。 1881年，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班师返京时本该直奔京师，却在路上特意绕道山西祁县乔家堡。随行的幕僚不解，问他为何多走这一遭，他只是笑着说，得见一位故人。 那日左宗棠穿着便服，身边未带大批随从，到了乔家大院，一脚跨入门槛，没等乔致庸行礼，他便一把抓住对方的手，开口一句：“亮大哥。” 堂堂封疆大吏，战功赫赫的西北大将军，竟唤乔致庸为“亮大哥”——一位商人，还是一个连功名都未曾沾身的商人。 他是真心敬重这个人。 在那场刀光血影的西征战事背后，乔致庸用一张张银票、一条条密押、一道道人脉，撑起了左宗棠背后的后勤线。 前线靠火药、靠粮草，靠将士的血；而后方，靠的就是像乔致庸这样“不上战场却能保江山”的人。 左宗棠不是不知情，他深知，乔致庸出的是银子，赌上的却是命脉——票号一旦出事，不光财散，还可能人亡。 乔致庸那年六十有三，满头白发早早斑驳，听得左宗棠一声“亮大哥”，只是轻轻一笑。 他明白这声兄弟之呼，里头藏着感激，也藏着惺惺相惜。 二人坐下，杯盏未暖，左宗棠便取出随身携带的一副对联，亲手递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这副对联后来挂在了乔家大院大门之上，字不算华美，但力透纸背，是左宗棠对乔致庸半生所为的最好注脚。 这一见，像是迟来的重逢，也像是晚清时代两种力量的碰撞——一边是手握兵权、拼命收疆的武将，一边是身穿布衣、四处奔走的商人。 他们不属于同一条路，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走进了同一个答案。 乔致庸其实不该是个商人，幼年聪慧，诗书满腹，原本走的是仕途。 十七岁时踌躇满志进太原参加乡试，一心想着金榜题名。 但天不遂人愿，那年兄长突然病逝，乔家的生意顿时陷入混乱。大哥一死，家中顶梁之人轰然倒塌，掌柜要走，伙计散了，债主堵门，眼看百年基业将毁于一旦。 他本可以撒手不管，继续做他的秀才，可他没有。 他披上棉袍，收起诗书，从书房走进账房。 自此那位曾梦见翰林殿前吟诗的少年，变成了把算盘打得飞快的掌柜。 商人出身，却不是寻常的生意人。乔致庸一接手家业，就干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废旧制，立新规。 他最早提出“顶身股”制度，把原本松散的雇佣关系变成了利益共同体。 伙计干三年合格就转正，干十年若无过失便给干股，不得买卖，只能分红，越干越多，乔家供养一辈子。 这不是讲情分，是讲机制。 伙计从此不再是“替人打工”，而是把乔家的买卖当成自家买卖在做。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堪称离经叛道，别的商家私下骂他“败坏规矩”，可转头又眼睁睁看着自家人跳槽到乔家。乔致庸不在乎。他说：“规矩不是死的，人是活的。”乔家后来能在包头、归绥、呼和浩特一路扩张，不是因为铺面多，而是因为人心稳。 人稳了，生意自然做得起来。他逐步盘活了“复盛公”“复盛全”等老字号，又新设粮店、钱庄、当铺，把一张商业网撒进西北荒原。而这一切的根子，还是他对“人”的看重。 他用人极为大胆，不问出身，不讲门第，只看本事。 阎维藩原本是别家票号的掌柜，被人排挤后走投无路，他听说后派出两队人马，带着八抬大轿等在山路口，一等就是八天。 马公甫原是个跑腿的小伙计，一次汇报业务时逻辑清晰、条理分明，乔致庸听完，没一句多话，当场任命他为复盛公大掌柜。 后人都说“马公甫一步登天”，其实背后不过是识得人才、舍得放权。 他做生意做得大，但也敢冒险。 最惊险的一次，是打通了战乱中的茶路。南方太平军、北方捻军连年征战，茶叶无法北运，茶农哀鸿遍野。 他不顾劝阻，从祁县出发，穿越战火地带，把茶叶一路运至北边恰克图，和俄商签下长期合同。 无数茶农因此重拾生活希望，也使乔致庸名声大噪。 他也不是只管自己挣钱的人。 山西大旱时，家中各房节衣缩食，他却在大门口支起十口大锅，天天熬粥赈灾。 有人说他太铺张，他回一句：“人都饿死了，银子放着也会馊。” 他定下标准，粥要浓，筷子插下去不能倒。百姓口耳相传：“乔家的粥，插筷不倒。” 到了清末局势风雨飘摇，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西逃至山西，乔致庸的“大德通”票号临时被征为行宫。 官员们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为朝廷筹措银两，乔家账房贾继英年轻气盛，当场拍案：“我们借十万两。” 消息传到乔致庸耳中，他不但不怒，还笑了，说：“此人可用。”贾继英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靠的正是那一次担当。 他给左宗棠送过军饷，也给北洋水师捐过军舰，还为清廷借过急银。 他不问政治，却始终为国家留一手余力。他说：“国若不稳，商也不稳。” 晚年的乔致庸，已是名震一方的“乔百万”，身家过千万两白银。可他并不张扬，不置大宅，不办奢宴，常穿旧袍，吃粗粥。 有时坐在院中，他会出神地望着墙上那副左宗棠赠的对联。人说他富可敌国，他却常叹：“我原不是做这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