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

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开会时一言不发，发言时也是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半天说不上几句。 可清华大学那一帮桀骜的学生和学术脾气重的教授，就是服他。 这人名字叫梅贻琦，一辈子说话不多，事却做得牢靠，死了那么多年了，两岸的清华人还念着他。 1889年，天津城里一个普通人家诞下这个孩子。 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是秀才出身，后来沦落到盐店做职员，再后来连这份营生也丢了。 全靠母亲和他一起咬牙过日子，那时候他就知道，靠别人是不行的，只能靠读书。 家里没钱，他就背书自学，连四书五经都能倒背如流。他不怎么参加街坊的玩耍，说起话来也腼腆，可谁要是考他书，他准接得上。 靠着自己的脑子，他赶上了庚子赔款的那拨好机会，被选上出国留学。 那时候的留美学生可不像现在，去了美国先得自学英文，还得自己找实验室打工凑生活费。 他在伍斯特理工学电机工程，读书吃苦都不在话下。临了还加入了Sigma Xi，那可是美国学术界的荣誉社团，别看他人不显眼，成绩从来都是拔尖的。 1915年，学成归来。 他没去实业界，没进洋行，而是选择了教书，当时的清华学堂正扩招教师，梅贻琦就成了物理课的讲师。 他身边那个女孩韩咏华，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是世交。 他们感情稳稳当当，订婚时身边人还有点不放心，说梅贻琦这人不爱说话，韩咏华却一笑了之：“说多少算多少。”她知道这人不多话，但心里敞亮，是个能过日子的。 婚后两口子住在清华园里，日子虽然清苦，但也安稳。 韩咏华旁听课，学外语，梅贻琦专心备课，写教材。 两个人踏实认真，没什么浪漫，却像一对老学究那样过日子，一本书一盏灯，便是一整夜。 1931年清华校长一职轮番更换，没人能服众。 罗家伦试图推行军事化，结果惹得众怒，被学生围在角落大喊要辞职。 之后又来了乔万选，刚进礼堂没多久就落荒而逃，连“我这辈子不当清华校长了！”都说出来了。 到了梅贻琦接任的时候，没有仪式，没有讲话，他只说了一句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话不响，却沉，那一刻，学生安静了，教授们也点头了。 没人再闹事，因为他们看出来，这位新校长，不是来做样子的，是来真干的。 梅贻琦当校长以后，没有半点官架子。 他开会从不高声讲话，喜欢听老师们的意见，常挂在嘴边的是“吾从众”。 他在清华最有名的外号就是“寡言君子”，师生们打趣他，说他讲话像谜语，写公文比作诗还难懂。 他提拔华罗庚那事儿，后来成了清华的一段佳话。 华罗庚出身寒微，只读到初中，在小学当教员，写点数学文章，自己琢磨函数。 别的大学看不上他，觉得没学历不正经。 梅贻琦却不这么看，先是破格让他进校，再破格让他任教，后来干脆送他去剑桥深造，回来又提为教授。 三次破格，破的是制度，保的是人才。 梅贻琦从不在意你出身多光鲜，只看你是不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常说，大学要有精神，而精神是靠人撑起来的。 抗战爆发后，北大、南开、清华三校被迫合组为西南联大，迁到昆明。那时候战火纷飞，粮食紧张，教室是木棚，实验室就是几根电线加几个瓶子。 老师讲课常常一边擦汗一边喝凉水，学生用破凳子听讲，还要轮流用书。 梅贻琦一家住在昆明的一个破巷子里，一顿饭是白米拌辣椒已经算得上“加餐”了。家里没钱，韩咏华只好拿出孩子穿不下的衣服去街上摆摊，挣几块钱接待来访的客人。 有人笑他堂堂校长老婆居然摆地摊，他一点不在意。 他常年省吃俭用，把能省的钱全花在学校上。 粮食短缺，他四处找米，没有课桌椅，他干脆拉上老师一起锯木板。 联大经费紧张，他退掉飞机票，改乘邮政车，结果车坏在半路，半夜转车才赶上会议。 他不是清高的人，也不是什么苦行僧，他就是把大学当家，把学生当孩子。有人说清华像他盖的房子，他说不对，“清华像我养的树”。 1946年抗战胜利，清华迁回北平。 可刚安稳没几年，局势又紧张起来。到了1948年，北平即将解放，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是走还是留。 梅贻琦当时已经是校长多年，清华上下都盼他留下。 学生天天去劝，教授轮流拜访，他却只说了一句：“我若不走，清华基金就保不住了。” 清华基金，是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时设立的专款，一直用于学校运营、资助学子，是清华的命根子。 局势一变，没人能保证这笔钱还能继续被善用。 梅贻琦权衡再三，做了一个冷静却沉重的决定——他要走。他离开北平那天，没人送行，连封告别信都没留。 先是到香港，后转美国，成立清华文化顾问委员会，管理清华基金。 1955年，局势稍定，他开始在台湾新竹筹建新的清华大学。 他凭借清华基金的利息，一点点建起新的讲堂、新的实验室，把“清华”的骨头重新搭起来。 1962年，他在台北台大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