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2日，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在医院完成了检查后，告诉司机：“请开车送我去灵谷寺看看。”不久，汽车抵达灵谷寺，曾昭燏让司机在车里等她，随后她登上了南京灵谷寺，从66米高塔一跃而下，事后，人们在她的大衣口袋发现一张字条，上面留有短短8个字。
“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这个决绝的告别震惊全国，谁能想到，跳下高塔的竟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
就在自杀前三天，她还收到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证书，却对同事苦笑道：“这个也救不了我。”
1909年，曾昭燏生于湖南湘乡曾氏家族，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女。
诗书传家的门风让她自幼饱读诗书，12岁考入长沙艺芳女校，20岁进入南京中央大学。
在国学大师胡小石门下，她展现出过人天赋，诗词书法俱佳，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考古。
1935年，她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成为当时唯一留学海外的中国女性考古学者。
仅用一年时间便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出600种徽识，震动欧洲学界。
随后赴德国参与田野考古，成为国际考古界瞩目的新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曾昭燏正在柏林。
得知南京沦陷的消息，她在日记中写道：“触目惊心，心痛欲裂。”
尽管兄长曾昭承从国内来信劝阻：“战火遍地，千万别回来”，她仍放弃伦敦大学教职，于1939年初辗转回到烽烟中的祖国。
回国前，她做了一件令人动容的事：将省吃俭用存下的英镑和一枚金戒指，委托抗敌后援会捐给中国军队。
当伦敦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她拒绝出席：“祖国人民正在浴血抗战，我何必参加这种为个人荣誉的仪式？”
在四川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她穿着棉拖鞋徒步15里山路调查文物，在煤油灯下整理百万字考古报告。
主持云南苍洱遗址发掘时首创“苍河文化”命名，与吴金鼎合著的《云南苍洱考古报告》成为西南考古里程碑。
1948年国民党溃退台湾前夕，她挺身而出致函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运出文物者，永为民族罪人！”
联合徐森玉等学者三度上书，最终迫使三批共852箱国宝（包括司母戊大方鼎）从台湾运返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燏将全部心血倾注南京博物院。
她立下铁律：“文博人员不得私藏古董”，并带头捐出自己收藏的清同治瓷茶具。
生活节俭到用旧信封翻面写信，捡起掉落的饭菜洗净再吃，却把稿费全用来接济困难员工，抗美援朝时捐出所有积蓄。
在发掘南唐二陵的工地上，人们常见她拄着拐杖在泥泞中跋涉。
夜深人静时，她办公室的灯光总是最后熄灭，墙上挂着蔡元培像和毛公鼎拓片，那是她视为精神支柱的信仰。
当被问及为何终身未嫁，她淡然回应：“我嫁给了博物院。”
1964年寒冬，厄运突然降临。二哥曾昭抡（原教育部副部长）被打成“右派”入狱，妹妹曾昭懿遭软禁，侄子曾宪洛被送去劳改。
政治风暴席卷这个学者世家，曾昭燏被勒令反复写检讨。
一生清白的她，最终在灵谷塔留下生命最后的控诉。
陈寅恪闻讯写下悼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八年后，当考古界同仁捧着新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帛书时，再无人记得那位说过“文物属于民族”的曾院长。
直到2009年她百年诞辰，南京博物院展出尘封的手稿，人们才惊觉她生前未竟的考古计划竟有37项之多。
曾昭燏的苹果还带着体温，灵谷寺的塔铃仍在风中呜咽。
她保护了852箱国宝，却护不住风雨飘摇中的自己；她为民族找回青铜器上的600种徽识，终在时代洪流中模糊了姓名。
当南京博物院的灯光再次亮起，玻璃柜中那些她亲手征集的文物，仍在无声诉说一个女子用生命写就的答案：有些信仰，比生死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