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2年，一位名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离开了熟悉的欧洲大陆，乘坐长途列车和轮船，辗转抵达遥远的中国，他此行的目的并不寻常——作为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他将参与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作战，这位后来被称为“李德”的外国人，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独特的一笔。 李德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早逝，自小在教会孤儿院长大，青年时期的他，受一战后欧洲社会动荡的影响，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并多次被捕入狱，1928年，他逃亡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接受了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这段经历为他后来被派往中国埋下伏笔。 抵达中国时，李德被安排进入江西中央苏区，那是红军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连续“围剿”，红军急需军事人才，李德的到来被视为“及时雨”，被视作专家，受到核心领导的高度重视，他的军事背景出身于苏联正规军体系，强调阵地战、堡垒防御和大兵团作战，这些理论在当时的欧洲战场上行之有效，但中国的现实与欧洲完全不同，地形复杂、武器简陋、后勤薄弱，完全不具备实施这些战术的条件。 1933年到1934年间，他主导了红军的多次作战部署，尤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坚持阵地战方针，力求正面抗击国民党军，然而，这种战法在赣南闽西的山区中效果极差，在广昌战役中，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成千上万的战士伤亡，最终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随着战事节节败退，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的长征。 李德也随队踏上这场史无前例的军事远征，虽然他在党内的权威早已动摇，但他仍坚持走完了整个两万五千里长征，他见证了红军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穿越雪山草地、翻越天险、突破敌军封锁线的全过程，一路上，红军官兵以惊人的毅力完成转移，而李德也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中国军队的不同，他发现，这支队伍虽缺少现代装备，却拥有极强的纪律性和理想信念，这些是他在欧洲军队中未曾见过的。 1935年年初，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并对指挥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李德的作战思路被认为不适应中国国情，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则逐渐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会议之后，李德名义上仍是顾问，但已经不再参与核心决策。 长征结束后，红军到达陕北，李德也随之进入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革命根据地生活极为艰苦，物资匮乏，住房简陋，饮食单调，冬天寒冷刺骨，夏天干燥炎热，李德原本习惯了欧洲城市生活，在这里常常感到不适，他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吃着小米、野菜和几乎没有油水的饭菜，还要克服语言不通带来的交流困难，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在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担任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培训红军干部。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在发生剧变，从1936年起，大清洗在苏联全面展开，很多曾经的红军将领、党内高层乃至外国共产主义者都在这场风暴中被清除，李德的许多在苏联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德国出身的共产党员，纷纷“失联”，许多被送往劳改营或遭处决。 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李德曾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但随着消息不断传来，他开始动摇，1937年，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想要返回苏联的请求，毛泽东等人明确表示，当前苏联政局不稳，贸然回去可能会有危险，李德在延安的这一年里，曾多次表达离开的愿望，但始终未获批准。 在延安，他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除了教学，他还参与了军事教材的编写，协助建立更系统的军事教育体系，他努力将自己的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始终无法完全融入红军的战略体系，红军此时已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游击战和灵活机动作战体系，李德的阵地战理论越来越被边缘化。 直到1939年，苏联方面发来正式调令，李德终于被允许离开中国，当时，刚好周恩来因伤需要前往苏联治疗，一架美国制造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被派来接送，李德也搭乘这架飞机离开延安，结束了他长达七年的中国经历。 回到苏联后，李德并未被立即重用，他接受了长时间的政治审查，但幸运地躲过了最严重的清洗，二战爆发后，他被派往战俘营，化名“瓦格纳同志”，承担对德军俘虏的思想转化工作，战后，他未再重返军事岗位，而是被安排在莫斯科的出版社工作，负责翻译和编辑政治文献。 信息来源：党史博览2022.11.30从遵义到苏联：李德在华后期活动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