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麾下的 “秦兵” 作为明末最具战斗力的边军之一，为何在兵力号称十万的情况下惨败于李自成？ 孙传庭所倚重的 “秦兵”，其骨干是陕西边军的残余力量。这支起源于明朝九边防御体系的军队，曾在对抗蒙古、后金的战争中锤炼出强悍战力。 不过，等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 年），孙传庭在入狱三年后被释放，重新出山时，“秦兵” 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孙传庭在陕西募兵时，实际招募的兵力仅 “得马步三万”。所谓 “十万秦兵” 的说法，一方面是夸大兵力，以震慑李自成；另一方面， 将后来临时归孙传庭节制的其他明军，也算了进去。 孙传庭这次拼凑的“秦兵”，大都是新兵，缺乏训练，与早年的边军精锐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秦兵” 的装备与后勤已近崩溃。孙传庭给朝廷的奏折中直言 “甲胄朽敝，弓矢缺折”，火器营仅有 “旧炮二十余位，皆不堪用”。 反观李自成的起义军，通过缴获明军辎重和接收工匠，已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火器部队。在后来的郏县之战中，起义军使用的 “飞枪”“万人敌” 等火器，威力竟超过秦军装备。 明军在松锦之战惨败后，山海关防线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崇祯不顾实际情况，连续下旨催促孙传庭率“秦兵”主力出潼关，和李自成决战。 孙传庭深知尚未准备就绪，提出的 “三败” 之论（“兵未练熟，一败也；饷未足备，二败也；将未协同，三败也”）。 但性格暴躁的崇祯以 “逗留观望” 相逼，甚至威胁 “如不出战，即以抗旨论罪”。 在这种高压下，孙传庭若不出战，就只能再进监狱了，他被迫仓促出兵，导致军粮征集不足原定计划的一半。 李自成这边，在占据河南后，采取 “据险扼要，以逸待劳” 的策略，将主力部署在郏县、襄城之间的丘陵地带，同时派刘宗敏袭扰明军粮道。 李自成还通过 “假降” 手段，派部队诈降混入明军，摸清了孙传庭的兵力部署和后勤弱点。 孙传庭出兵时，陕西仅能提供三个月军粮，且多为发霉的杂粮。为筹集粮饷，孙传庭被迫推行 “括赃助饷”，逮捕陕西富户追缴钱财，导致 “民怨沸腾，商贾罢市”。 孙传庭的粮道从一开始就暴露在起义军的威胁之下。从陕西到河南的粮运线长达千里，需穿越崤山、熊耳山等险峻地带，可护卫兵力仅三千余人人。 李自成抓住这一弱点，派李过率精锐骑兵反复袭扰，起义军在汝州成功击破明军粮队，“焚粮车数千辆，获米豆数万石”，导致前线秦军 “日食一餐，士有饥色”。 缺粮直接引发了明军的崩溃，而李自成的农民军此时却粮食充裕，通过在河南推行 “均田免赋”，获得了充足的粮草补给，《明季北略》称 “仓廪皆满，士马饱腾”。 除了缺粮外，孙传庭的战术部署存在缺陷，他将三万主力分为三部：左路由牛成虎率领攻郏县，右路由高杰进攻襄城，自己亲率中军坐镇汝州。 这种分兵战术看似稳妥，实则分散了兵力，给了李自成各个击破的机会。 起义军则采取 “集中优势兵力，围点打援” 的战术。李自成先以少量兵力牵制牛成虎部，主力猛攻高杰的右翼。高杰部多为新募士兵，未经战阵，一触即溃。 在明军右翼溃败后，李自成迅速回师夹击牛成虎，明军左翼也随之崩溃。 孙传庭这次和李自成交手时，是大吃一惊，发现对方已不是当年屡屡败在他手上的流寇了。此时的李自成。已摆脱以往作战模式，发展出 “三堵墙” 战术：前队为步兵持盾牌冲锋，中队为骑兵突击，后队为火器营支援。这种协同作战模式，让明军难以招架。 最终，孙传庭见难以取胜，下令回撤陕西，但因缺粮，部队在起义军的追击下，四散溃败，折损大半。孙传庭苦心经营的“秦兵”，至此灰飞烟灭。 孙传庭的失败，本质上是明末崩溃的必然结果。孙传庭在陕西筹饷时，地方官 “阳奉阴违，拖延不办”，甚至暗中联络农民军。《明季南略》记载，河南巡抚李仙风因与孙传庭有隙，竟 “匿报农民军动向，致秦军陷入重围”。 明军的 “家丁制度” 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孙传庭麾下的精锐多为家丁，虽战斗力强但数量有限（仅约五千人），一旦家丁损失严重，整支军队便迅速瓦解。孙传庭在败逃回去，想固守潼关，但因家丁已损失大半，残部已无多少战斗力。 崇祯在关内的军事集团，仅孙传庭这一支服从于朝廷，其余诸如左良玉等人，都已发展成军头。可好笑的是，崇祯给孙传庭的诏书中疾言厉色，少有好眼，可对跋扈、不听调遣的左良玉等人，却是温言温语。 等后来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后，崇祯再也找不到一个服从命令的领兵大将了。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明王朝灭亡。#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