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底层的他对百姓生活可谓各个皇帝中最关心的，通过移民垦荒、轻徭薄赋和兴修水利使

来自底层的他对百姓生活可谓各个皇帝中最关心的，通过移民垦荒、轻徭薄赋和兴修水利使得全国耕地面积翻倍、水稻增产至宋的2.5倍、农民负担仅为唐宋的三分之一。出身底层的他同样深恨贪腐，制定史上最严的反贪律法，洪武年间诛杀贪官及涉案人员近15万人，肃清了明初的官场。也侧面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设计的官员俸禄仅够官员生活，他设计的卫所制初衷是“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后期都成为官员将领更大贪腐反弹的原因。 但也正因为他来自底层，出于自幼建立的对官员的过度不信任和地方割据的恐惧，他又成了系统性屠杀功臣、制造特务恐怖统治、禁锢思想和文字狱、制造世袭职业贱籍恢复人身依附制度的暴君。他试图创造一个静态的永恒秩序，人人各归其位，没有社会阶层的无序流动，仅有平民可以通过八股科举进行阶级的上升。 所以他虽然达成了明君的一些成就比如结束战乱、恢复经济、巩固主权、整顿吏治，但又不是比如李世民那种厚待功臣，君臣相济等传统价值层面的明君。所以我对他的评价感觉是个复杂的功过交织的开创者，不能简单的说他是明君还是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