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挑好人,结果肥了豪门:聊聊汉代察举制的翻车现场 汉武帝元光元年,一个制度

不急不躁文史 2025-07-11 14:36:34

本想挑好人,结果肥了豪门:聊聊汉代察举制的翻车现场 汉武帝元光元年,一个制度悄然成型。它不带刀枪,不动兵戈,却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脉络近八百年。这就是察举制,一套看似温和、实则权力博弈下的选官游戏。 察举制的最初设想并不复杂。刘邦灭秦定楚,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他是从底层杀出来的帝王,自然明白人才之于帝国的分量。于是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只求一个——能用的人。这个“用”字,不只是治理国家的大计,也关乎皇帝能不能坐稳江山。 到了汉武帝那里,察举制度被推向一个新高点。他不是那种愿意放权的皇帝,他要的是可控的、有用的、忠于皇权的士人。所以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那套忠孝仁义、父子君臣的伦理体系塞进了察举制的骨架里。从此,做官这条路,不靠出身、不看战功,而是要被“举”。谁来举?地方官举,中央官举,百姓口碑也有点分量,但最后都得回到一个点:谁说你行,你就行。 一开始看起来还挺靠谱。董仲舒自己就是察举制的直接受益者,从一介书生进入政坛,成了西汉最有话语权的学者。像他那样的人才,在西汉中期层出不穷。东方朔、晁错、司马迁、赵过,他们不是世家子弟,有的出身寒门,有的甚至是技艺之士,却能凭才学和声望跻身朝堂。西汉的繁荣昌盛,这套制度确实功不可没。 问题是,人的问题比制度更难解。任何制度,只要涉及“谁来举”,就无法避免人情、金钱、利益的介入。尤其是在一个家族权力可以代际传递的社会里,门第的重要性不可能完全抹平。到了东汉,察举制的漏洞越来越大,不是因为它出了新问题,而是原有的问题没人补,反而被人钻得越来越深。 地方豪强和门阀士族看得最清楚。他们本就财大气粗,又在地方上说一不二。如果“被举”这个过程能操作,那还有比这更划算的政治投资吗?比起战场杀敌、宫廷搏斗,直接从制度缝隙里穿过,岂不是稳妥得多? 于是察举制开始成为一种“权力的漏斗”。门阀家族的人才,不论是否真才实学,都能在“评议”中得到最好口碑。而那些本应因才入仕的寒门子弟,如果没有靠山、没有名声,即便满腹经纶,也难逃被湮没的命运。 这就是察举制的裂变时刻。原本是为皇帝选才的制度,开始为士族开门。那些原本游离在政治边缘的豪门,从此得了一把钥匙,一把通向权力中枢的大门钥匙。 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皇帝掌握最终任命权,为何制不住这些人?这个问题其实在东汉以后的政局中,被不断回答着。皇帝不是不想制衡,而是没法制衡。门阀势力一旦进入体制,就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派”的问题。 他们打的是组合拳。一边用察举制把自己人源源不断送进官僚体系,一边用家学、经学、私塾教育掌控知识传承,最后再通过门生故吏、婚姻联姻编织成庞大的政治网络。朝堂上看似人事正常,实则处处被门阀把持,皇帝只要稍有不满,就会触碰到千丝万缕的关系链。 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荀氏,这些名字在魏晋南北朝几乎就是另一种“国家”。不是他们自立为王,而是他们在“选才”这件事上有着垄断性优势。从朝廷秘书郎到地方刺史,从尚书令到太尉,一代又一代,都是熟面孔。他们不靠皇恩,只靠制度漏洞。 从西汉到东汉,再到魏晋南北朝,察举制如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表面平静,水下暗涌。皇帝想用这条河灌溉忠臣良将,门阀却在其中筑坝截流,只灌自己的庄稼。帝王们越用力整顿,门阀的对策就越隐蔽。他们不搞叛乱,不起兵反抗,只是默默用制度,把朝堂变成自家后院。 很多后世改革察举制的尝试都失败了。原因不是方法错了,而是门阀早已控制了执行层。不管你换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只要操作权在他们手上,结局都差不多。东汉末年曹操提拔寒门,尚能打破一些旧格局,但到西晋,又被迅速反包围,门阀依旧风光。 其实从制度设计上看,察举制并不坏。它原本并没有封死寒门,也没有明文优待士族,甚至有意强调“德才兼备”。但它太依赖人,它没有一道真正硬性的门槛。既无法完全凭考试说话,又缺少公示、复核等监督机制,就像一座敞开的院子,谁先进去、怎么进去,全凭“认识人”。 说到底,这不是察举制一个制度的失败,而是整个官僚体系对“公平”概念的失守。当公权力缺乏制衡,当信息不对称成为常态,任何“荐贤”的初衷都会沦为“荐亲”的幌子。 到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出现总算带来一线曙光。它通过考试代替了推荐,把“我说你行”变成了“你答得行”。虽然科举也没能彻底断绝门阀,但至少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让寒门子弟真正看见了天子的门槛。这一变革,标志着察举制的落幕,也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可回过头看,察举制之于汉帝国,不仅是一段选官制度的历史,更是一面照见权力转移的镜子。它诞生时是皇权之器,兴盛时是人才之梯,腐败时是门阀之舟,最终成了皇权难以驾驭的毒药。 而对门阀来说,这剂毒药,正是他们的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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