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5岁的黄有良在海南岛的田野里劳作时，遭到日军暴行。
那是1941年的海南岛，15岁的黎族姑娘黄有良正在田里辛勤劳作，突遭一群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粗暴地撕扯她的衣衫，将她按倒在地，实施暴行。 年轻的黄有良奋力反抗，甚至咬伤了一名士兵，这激怒了他们。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日军军官及时阻止了这群失控的士兵，让她侥幸逃脱。惊魂未定的她跌跌撞撞地跑回家，紧紧锁上门，然而恐惧依然挥之不去。 但这只是她噩梦的开始。 不久后，那名军官再次闯入她家，对她施暴。她年迈且失明的母亲试图阻止，却被日军粗暴地推倒，头部撞到墙壁受伤。此后，日军以搜查游击队为借口，频繁出入黄家，每次都将黄有良带走施暴，如果她反抗，她的父母就会遭到毒打。为了让她屈服，日军甚至用刺刀抵住她父亲的咽喉。最终，她被强行带到日军营地，成为一名“慰安妇”。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海南岛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黄有良和其他被掳掠的女性白天被迫从事洗衣做饭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则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在慰安所里，哭喊声不绝于耳，许多妇女选择咬舌自尽或撞墙寻死，但她们连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连死的自由都没有，”黄有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如此说道。
1944年，黄有良的父亲通过秘密渠道向日军传递消息，谎称自己去世，请求他们释放女儿让她回家奔丧。日军或许认为死者更容易控制，同意了这个请求。黄家人连夜在荒郊野外修建了两个假坟墓，并贿赂邻里散布黄有良为父守灵的消息。当日本兵再次来搜查时，只看到两个新坟和痛哭流涕的“家人”。
此后三年，黄有良如同一个隐士般，躲藏在深山老林的洞穴里，靠着采摘野果和村民的接济艰难生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她才敢从藏身之处走出来。等待她的并非解脱，而是无尽的苦难。“慰安妇”的标签如影随形，村民们辱骂她是“日本女人”，年轻男子都对她敬而远之。 二十多岁时，她被迫嫁给了一名患有麻风病的男子，这个男人酗酒、家暴，还经常当众羞辱她，说她“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脏血”。她的儿子因为母亲的经历在学校受到欺凌，成年后甚至因为“政治污点”而无法加入共青团。最终，她的儿子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回来。
“我这一生，连一块干净的墓碑都得不到，”黄有良晚年在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抚摸着儿子儿时照片，轻声说道。2001年，她得知山西慰安妇侯冬娥等人在起诉日本政府后，毅然加入了诉讼队伍，她拖着病弱的身体远赴东京出庭作证。面对日方律师要求她提供证据的要求，她展示了自己布满伤疤的手臂：“这就是证据！”经过十年的诉讼，中日法院都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2014年，导演郭柯拍摄的纪录片《二十二》记录了中国仅存的22位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镜头前的黄有良，背已经佝偻，用黎族方言轻轻地说：“我老了，快要死了……但我还是要讲出来。”这部影片上映后票房过亿，黄有良却在次年因器官衰竭去世，享年90岁。她期盼了一辈子的道歉，最终未能等到。
截至2023年，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2人。这些老人大多在贫困和歧视中度过余生。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甚至篡改教科书否认历史，这使得幸存者的晚年更加痛苦。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指出：“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有组织、大规模的性奴隶制度，证据确凿。”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施压。
黄有良的墓碑位于海南保亭县的一处山坡上，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生卒年月。每年清明节，都会有志愿者前来献花祭奠，但她四散的亲人却早已不知去向。从15岁被掳到90岁离世，黄有良用她75年的苦难人生，见证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她的故事，是数十万慰安妇受害者的缩影。 黄有良生前曾说：“我不是为自己说话，是为所有死去的姐妹说话。”这句话，至今仍在警醒着我们：正视历史，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