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提干失败的阎连科办好退伍证后回了老家嵩县。一天，他正在田里播种小麦，一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在田里找到他，拿出一张纸说“这是召回通知，限你在三天内按时归队。” 那年冬天，田野上刮着刺骨的北风。阎连科弯着腰在麦田里撒种，冻裂的手指沾满泥土。三年前他带着退伍证回到这个村庄时，村里人都说“连科这孩子当兵没混出人样”。 他从不辩解，只是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像他父亲那样把汗水砸进黄土里。 那天晌午，远处田埂上突然出现一个绿军装的身影，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在阳光下格外扎眼。那人走近了掏出一张盖着红戳的纸，声音像铁钉敲进木头：“部队召回通知，限你三天归队。” 阎连科攥着那张纸蹲在地头，指甲缝里的泥屑簌簌往下掉。他想起三个月前离开军营的场景，背包里装着110元退伍费买的红糖和花布，火车开动时团长追到站台喊他名字。 当时他以为那是军旅生涯最后的回声，就像他新兵连打靶的96环成绩，就像他发表在《战斗报》上的《天麻的故事》，都成了褪色的记忆。 没人告诉他，师政治部文化干事的位置会突然空出来，更没人想到他写的独幕话剧《二挂鞭》能在全军汇演拿头名，让首长拍板追加了20个提干名额。 麦苗在他脚边轻轻摇晃，像在嘲笑命运的反复无常。 三年前参军时，这个农村青年满心想着“吃公家饭就能让全家用上卫生纸”；新兵射击比赛夺冠后，他偷偷幻想过当上连长就能把媳妇接出山沟；直到提干政策突变，军校背景成了硬杠杠，他才明白自己这样的永远差着半级台阶。 复员那天，他把三等功奖章塞进箱底，想着这辈子大概要像父亲那样“用脊梁量完一亩三分地”。可此刻手里的召回通知烫得吓人，田埂上军官的皮鞋锃亮，照出他沾满泥巴的布鞋。 回村的路上，阎连科拐到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老人家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公家饭香”，可病危电报送到部队时，提干公示刚贴出来三天。 现在他摸着坟头的冻土，仿佛又看见营房里那盏总也修不好的日光灯，灯管下他趴着写稿子的剪影被拉得老长。 部队需要的不只是神枪手，更是能把军旅生活写成故事的人，这个道理他退伍后才真正明白。 村里人看见他背着包袱往县里赶，都说“连科又要去吃皇粮了”，只有他知道，这次回去要写的不仅是新闻稿，还有那些在靶场、炊事班、拉练路上发酵了三年的故事。 军装重新上身那天，阎连科在日记本上划掉了“逃离土地”的旧目标。 他想起大姐床头那些翻烂的旧书，想起水泥厂打工时躲在锅炉房背《分界线》，想起被退稿的《小村小河》在编辑案头压了整整一年。 提干不是终点，就像他后来在《我与父辈》里写的：“穿四个兜军装的人，心里还留着两个兜的洞。” 这个洞后来长出《受活》里的残疾村，长出《日光流年》里的倒着活，让拿卡夫卡文学奖的他始终记得，田埂上那张召回通知展开的瞬间，风里混着麦苗和柴油的味道，那是命运给现实主义者的魔幻时刻。 三十年后有记者问阎连科，若没那次召回会怎样。他摸着腰椎间盘突出的老腰笑：“大概是写《瑶沟人的梦》续集吧。” 没人知道这是玩笑还是真心话，人们只看见《中原》里那个总在田埂张望的退伍兵，眼巴巴等着绿吉普车扬起尘土，那是中国农民最懂的隐喻，关于泥土与星辰之间，那些阴差阳错的成全。 信息来源： 洛阳网《妙笔描绘“劳苦人”——访著名作家阎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