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阻止建造 2000 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这也惹怒了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气的他不顾形象大声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落后 30 年！
那年日内瓦传来消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用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整个物理学界沸腾。
王贻芳在高能所的办公室里，对着环形对撞机图纸彻夜未眠，他算出中国若此时动工，有望在 2030 年前建成全球最大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抢先锁定下一个物理突破。
2000 亿的预算单摆在桌上，相当于当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三倍，他却在会上拍着桌子说：
“这不是花钱，是买门票 —— 进不了高能物理的核心赛场，永远只能当观众。”
杨振宁是在普林斯顿的书房里看到新闻的。90 岁的他戴着老花镜，在电脑上翻完王贻芳团队的可行性报告，提笔给国内友人写了封信：
“2000 亿可建 50 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人才比撞出来的粒子更实在。”
他经历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夭折 ——1993 年美国国会砍掉这个耗资 110 亿美元的项目时，已经挖好了 17 公里的隧道，最终成了德州沙漠里的废坑。
他太清楚这种 “大科学装置” 的风险，尤其中国当时在超导磁铁、精密探测器等核心技术上还依赖进口，“连螺丝钉都得进口的话，建起来也是给别人做嫁衣”。
争论最激烈时，有人在学术论坛上骂杨振宁 “阻碍中国科技崛起”，甚至翻出他 1971 年回国时的言论大做文章。
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应：“我反对的不是对撞机，是不顾现实的冒进。”
他记得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搞出了两弹一星，但那是国家安全的刚需。
而高能物理的突破，更像是奢侈品，“得先让更多孩子能在明亮的实验室里做基础实验，再谈撞出宇宙的秘密”。
他举例说，当时中国每年培养的粒子物理博士不足 50 人，建对撞机需要的数千名技术专家，大半得靠国外引进，“这不是追赶，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王贻芳带着团队跑遍了全国的重离子加速器实验室，在兰州的戈壁滩上，他指着那台国产化率不到 30% 的设备对记者说：
“1988 年我们从德国引进技术时，别人也说我们做不成，现在不也能自主运行了？”
他算过一笔账：对撞机所需的超导电缆、低温制冷技术，能直接推动核磁共振仪、磁悬浮列车的升级，这些衍生技术的市场价值十年内就能覆盖成本。
更重要的是，他在欧洲核子中心工作时见过 —— 那里的科学家来自 100 多个国家，中国参与度不到 1%，“没有自己的大装置，永远只能帮别人搭台子”。
2016 年，王贻芳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列出了更详细的分阶段计划：先花 360 亿建正负电子对撞机，验证技术后再投入 1600 亿建质子对撞机。
这个 “两步走” 方案稍微缓和了争议，但杨振宁依然坚持：“第一步的 360 亿，足够让全国的高校物理实验室都换上先进设备。”
他去看望中科大的学生，发现有些实验室的示波器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型号，“年轻人连基本的实验技能都练不好，建再大的对撞机也没用”。
这场争论最终没有明确的赢家。2019 年，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制研究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但正式立项仍悬而未决。
王贻芳团队在河北廊坊建了个小型模型，用国产化超导磁铁实现了粒子加速，他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配文：“一步一步来。”
而杨振宁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科学需要理想主义，但更需要现实主义。中国的科技崛起，该是无数个扎实的脚印，不是一两个宏伟的地标。”
如今再看，两种观点都有了新的注脚：欧洲核子中心因经费紧张，推迟了未来环形对撞机的计划。
而中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飞猛进，证明不押注对撞机，也能找到科技突破的其他路径。
当年吵得面红耳赤的科学家们，或许都认同一个道理：真正的科技自信，既不是盲目跟风，也不是故步自封。
而是在看清现实的基础上，敢于为长远目标迈出扎实的步 —— 至于是先建对撞机，还是先夯实基础，不过是选择哪条路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