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1年，53岁金圣叹被处以斩首极刑，行刑前，他碰了碰身边的刽子手，说：我

公元1661年，53岁金圣叹被处以斩首极刑，行刑前，他碰了碰身边的刽子手，说：我身上有一叠银票，你先砍我，然后把钱拿走。刽子手点点头，刀起头落，从金圣叹身上掉出两个纸团，捡起打开，两个大字映入眼帘！ 刑场上闹过笑话的不多。尤其是那种生死一瞬的场合，血腥压顶，空气沉闷。但这一次不同。行刑官举刀落刃后，从地上捡起那两个纸团，打开后一下愣住。一个字“好”，一个字“疼”。众人哗然。有人笑了，有人傻眼。这不是讽刺，这是戏谑，还是某种荒诞的反抗？没人知道。但金圣叹的脑袋落地之后，他却以这个方式，在那个压抑年代留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讥笑。 这个人，本来是不会死得这么早的。金圣叹，原名金景祜，是兴化人。年少聪明，天赋高得离谱。十几岁的时候就读遍四书五经，擅长写诗填词，更喜欢对着书本发牢骚。 他有一双犀利的眼睛，爱评论人，也评论书。他读《水浒》，偏要删掉一半，说那是教人学坏。他看《金瓶梅》，反倒称它写得最真。他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写。一张嘴能把圣人骂得哑口无言，一支笔能把风月写得庄重肃穆。 他不是不想做官。考了秀才，也曾参与乡试。但性格太硬，说话太冲，总是得罪人。几次上京，都被刷下来。他转而走上另一条路，靠替人写书、点评、讲学谋生。他的评书方式跟当时文人不同，不端不装，喜欢用俚语，夹带讽刺。很多官场中人看不惯，说他“痞气太重”，不配登大雅之堂。但民间却喜欢。书摊上的《水浒》《西厢》，只要是金圣叹批的，就一定好卖。 可惜，嘴上功夫再好，也挡不住现实的暗流。他在地方上本就是个名人，官场也有人关注他的一举一动。那年，他卷进了一个文字案。当时苏州有官员任维初，鞭打百姓逼粮，引起哗然。金圣叹听说后，公开写文批评，说这种行为与“禽兽无异”。文章传得快，很快传到上头，引起某些人不满。有人开始查他旧账，说他“用笔侮官”，说他“擅评禁书”，更说他“结社造谣”。 风头一起，事情变了味。他被扣上“扰乱风俗”“鼓动民变”等罪名，遭到逮捕。他不认罪，但没人听他的。讯问草草了事，他被押往江宁，等着发落。对外界只说是“处置有罪文人”，没有更多解释。实际却是，他因一纸讽文，一些言论，就被定了极刑。 那天，天气闷热。江宁刑场人头攒动。一百多人被同时处斩，他排在其中。不同的是，他穿着儒衫，束发整齐。没有挣扎，也没喊冤。他站定，看了看四周，然后轻轻凑近刽子手耳边，说了那句让人目瞪口呆的话：“我身上有银票，你先砍我，钱归你。”话音刚落，刀光闪过，头落在地。众人还未回神，两个纸团从他衣袖滚出，刽子手捡起来打开，“好”“疼”二字映入眼帘。 没人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是最后的玩笑？是讥笑这荒诞一幕？还是某种奇特的临终“艺术”？不过，这一瞬间却被很多人记住了。原本沉重血腥的刑场，被他的举动搅出一丝怪异的幽默。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彻悟了。可不管怎么说，这一下，金圣叹的“死”，成了他人生里最强烈的一次“笔锋”。 事情过去后，有人悄悄整理他的文字，重新编印评点本。尤其是他评《水浒》《西厢》《庄子》的版本，一时洛阳纸贵。读者对他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更多人关注的是，他留下的那些笔迹中，那种独立、张狂、透骨的讽刺精神。 当年官府处置他时，对外并不多解释。仅说他涉文字案，从重处置。后来有学者翻查旧卷，才发现他其实并没有明确定罪书。只是“因风评不正”，又“煽动舆论”，因此“为肃清风气，依法行刑”。这样的罪名，模糊又可怕。一旦被盯上，不需证据，只需“定性”。 金圣叹知道。他活得太明白，也死得太清楚。他批书，不为讨好权威；他写文，不为保全身家。他一生不被接纳，却始终拒绝屈服。他最后留下那两个字，“好疼”，或许不只是讽刺，更像是一种凝视——他看清了权力，看透了人心，也感受到了死亡的锋利。 他的死，并未能封住他的嘴。反而，让他的文字更广泛传播。很多人记住他，不是因为他写得好，而是因为他敢说，敢笑，敢死。他在最不该笑的场合笑出了声，在最绝望的时刻玩了个恶作剧。 如今再回看这个人，不难发现，他的生命轨迹早已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他太早觉醒，也太晚得到理解。他的评点早已超越文学，而成了思想和态度的象征。而那一刻刑场上的“好疼”，既是对肉体痛感的调侃，也是对权力暴力的反讽。 这才是金圣叹：一个用生命做最后一笔批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