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却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这是为什么？ 1975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特殊的申请，这位从山西大寨村走出的农民干部请求搬离钓鱼台国宾馆，并提出“三三制”工作方式：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时间全国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劳动。 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回应：“永贵同志的申请很好，同意他搬出钓鱼台。”这个决定改变了陈永贵后半生的工作模式，也成为那个时代干部作风的一个独特写照。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天私塾，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洪灾，他带领村民重建家园，不仅恢复了生产，还向国家上交了175万斤粮食，这一事迹让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工作，初到北京，他被安排住进京西宾馆，后来又搬到钓鱼台国宾馆三号楼。 但陈永贵很快发现自己难以适应这种生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档案显示，他多次提出要减少服务人员，拒绝特殊待遇，钓鱼台的环境虽然优雅，但对这位习惯了农村生活的副总理来说，却显得过于安静和封闭。 最让陈永贵不适应的是工作方式的改变，在大寨时，他习惯了和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第一手情况，到了北京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文件，很少有机会深入基层实地调研。 据他的秘书回忆，陈永贵经常表达想要回到农村的愿望，他认为作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如果脱离了农村实际，就无法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这种想法促使他提出了“三三制”工作模式。 陈永贵的申请得到批准后，他立即搬出了钓鱼台国宾馆，住进了交道口胡同的一个普通四合院，这个院子面积不大，但陈永贵却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在院子里种菜养鸡，找回一些农村生活的感觉。 搬家后，陈永贵严格按照“三三制”安排自己的时间。每月有十天左右在北京处理公务，参加会议，审阅文件，另外十天用于全国各地调研，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和政策执行效果。 剩下的时间，陈永贵都会回到大寨村，和村民一起参加农业劳动，他坚持认为，只有亲自下田干活，才能真正理解农民的需要，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农业政策。 在待遇问题上，陈永贵表现得异常严格，他拒绝转移户口到北京，全家人的户口都留在大寨村，靠挣工分维持生活，他的月收入只有136元，其中包括补贴在内。 在饮食方面，陈永贵同样坚持简朴，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他的一日三餐都很简单，基本是粗茶淡饭。有老同事来访时，他也不准备特别的菜肴，坚持“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原则。 出行时，陈永贵尽量选择普通的交通工具，在北京市内办事，他经常乘坐公交车，外出调研时，也尽量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标准。 1978年后，随着政策的调整，“农业学大寨”的提法逐渐淡出，陈永贵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他主动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重新回到普通干部的位置。 卸任后，陈永贵搬到了木樨地的部长楼，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简朴，邻居们经常看到他乘坐公交车出行，买菜做饭都亲自动手，完全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按照他的遗愿，骨灰被送回大寨村安葬，村民们说，陈永贵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大寨村的农民。 陈永贵的“三三制”工作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种将办公、调研、劳动相结合的方式，被认为是保持干部与群众联系的有效途径，虽然后来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工作理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从农民到副总理，再从副总理回到普通干部，陈永贵的人生轨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农民本色，无论职务如何变化，都没有改变朴实的生活作风。 陈永贵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根本，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忘初心”，什么叫做“保持本色”。 “三三制”工作法虽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其中蕴含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理念，对今天的干部作风建设仍有启发意义，真正的好干部，应该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回顾陈永贵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不平凡经历，他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即使在最高的位置上，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