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宋霭玲与孔祥熙完婚。新婚之夜，一伙儿人来闹洞房，有人一把扯下她的腰带，还有人往她身上摸，宋霭玲“刷”地站起来，举起手枪，正对那人脑门！ 宋霭龄这个名字，总是让人想到宋家的那个年代。也许说起宋氏三姐妹，更多人会记住庆龄和美龄，但霭龄，她的故事其实更耐人寻味。她是长女，成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殊的家庭。上海的空气里，混着烟火气和新潮气。宋家门前常常停着马车，西装旗袍混杂，人声鼎沸。家里那位父亲宋嘉树，是个老早就信基督、懂英语、又能做生意的奇人。他总觉得女儿和儿子一样，都得有见识、有本事。这个家很少见的，女孩子们说话从来不用藏着掖着。霭龄的性子，小时候就显出来了，倔，有主意，不会认怂，哪怕弟弟妹妹出了事，大人们下意识也会找她商量。 等年纪再大些，留洋的事情成了家里的大事。想想那会儿的中国，家里敢把女儿送到美国去读书，确实不是一般的气魄。霭龄去了卫斯理学院。她自己常说，出国那几年，脑子里的天都被打开了。她在美国的日子，可不是一味苦读。课堂上和男生、洋教授辩论，假期学骑马，学开枪，什么新鲜都敢试。霭龄在那边见惯了女学生争取权利的场面，对“独立”二字有了自己的理解。她那时对结婚这种事儿完全不上心，总觉得女人不能只盯着家庭、男人，人生路远，凭什么要依赖谁。 回国之后，她那股子自信劲儿没变过。家里请洋教师、开西式舞会、搞慈善、谈生意，她一件不落。外头的人说，宋家大姐不温柔，甚至有点凶，可谁都知道，家里有她，乱不了。她说话带点快节奏，不爱拖泥带水。家里谁想闹矛盾，只要她在场，分分钟就能摆平。其实她和弟妹感情很深。外人没见过的那些小片段，什么帮弟妹写信、深夜陪母亲祷告、碰上麻烦亲自出门处理，宋家人都记得。 长女身份背后是压力，也是底气。找对象这件事，家里人比她急多了。媒人一个接一个，老宋太太也有点上火，生怕女儿再挑下去耽误了大事。她根本不急，标准很高，说得很直接：要能谈得来，要志趣相投，不将就。不是自大，就是太明白自己要什么。 直到遇到孔祥熙。说来也有点巧，孔家背景深厚，孔祥熙本人在美国耶鲁读过书。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谁都没装腔作势，谈得很坦诚，聊的不是家产，而是留学趣事和理想。这样的人，确实能入她的眼。没多久，家里两方都点头，这场婚事就这么定下了。上海的婚礼气派极了，洋教堂、鲜花、汽笛声、宾客云集，那个场面现在看照片还挺动感。新式的婚纱，父亲亲自牵着她进教堂。年轻人鼓掌，老人摇头，谁都看得出，这是个“不寻常”的新娘。 可真正的考验不是那天的热闹，而是回到山西老家之后的那场“风俗”。山西老家的亲友有个规矩，婚礼必须闹洞房。外人可能很难理解，觉得不过就是起哄、喝闹酒，其实里面夹杂着一种地方男人的气焰。霭龄没太在意，孔祥熙劝她，如果不喜欢可以避开，她只笑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夜里，红盖头刚揭开，屋里已经挤满了人。酒过三巡，声音越来越大。有人扯她的衣带，有人动手动脚。气氛尴尬，有人起哄“入乡随俗”，还有人当成笑话。她本来是想给孔家留面子的，但忍到那一步已经到底线。那一刻，她没哭也没躲避，更没喊冤，直接“刷”地站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小手枪，对准了动手最狠的那人，眼神特别冷静。谁都没见过这样的新娘。屋里一下安静了，气氛降到冰点。那帮人哪里还敢多说，散得比兔子还快。 这事第二天就传遍了山西、传到上海。外面的人都在议论：新娘子太泼辣了，不像话；年轻一点的女孩子却觉得，她有种，她不像是会委屈自己的那种人。这种事，现在说起来觉得带点戏剧性，但在那个民国社会，新女性的形象就在这种极端的小场景里生动起来了。她这一掏枪，把新旧观念的火药桶点燃了。后来的好多上海女孩都拿她做榜样。那个年代，谁还会觉得女人只能逆来顺受呢？ 婚后，霭龄不是安于当“太太”的人。孔家有产业，有银行，有学校。她出手办学，铭贤学校原本不起眼，她硬是花钱、找人、自己上课，把它做成了山西一带最有名的学校。缺老师，她自己顶上去，甚至给学生补课。贫困学生请到家里吃饭，哪个老师有难处她都记着。她看重教育，说到底，是看重人的成长。她在金融上也有一手，和孔祥熙一起算账、买卖、投机，和一帮大老爷们斗智斗勇。民国时候的大生意，谁都觉得风险高，可她总能看得准，外面说她是“财神太太”，其实她比谁都辛苦，甚至比孔祥熙还强势。有些事，孔祥熙都得回家请示，她在家里说一不二，外面人提起都佩服。 这种权力和能力，慢慢让她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相信人。身边的亲戚、合伙人，都觉得她更精明，也更有距离感。赚钱手段越来越厉害，有时为保家族利益，难免让人诟病。抗战年间，金融乱象，她出手更快、更狠。有人觉得她这叫有远见，有人却觉得她心太狠。家族利益成了她最大的软肋，也是她后半生最重的包袱。 解放前夕，孔家和许多民国权贵一样，最终还是走上了流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