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祥苓曾感叹：“现在的作品，再也没有八部样板戏那种慷慨激昂了！基本都是“情”呀“爱”呀，缠绵四溢，独独少了些铿锵与振奋，给人以力量的东西不多见，而样板戏中英雄人物发自肺腑的唱腔激昂雄壮，使人精神抖擞浑身充满力量。”记得在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年的7月13日举行的盛大晚会上，童祥苓唱起了《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其唱腔娴熟圆滑、气势高昂，唱出了国魂，唱出了国威，唱出了共同心声和壮志豪情，令人倍感激动和振奋，引来了全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样板戏的精彩不可否认。剧目中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分别塑造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洪常青等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正直高大，曾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振奋，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从艺术角度看，它也是有许多可取之处。 而京剧“样板戏”的伴奏乐队，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也无疑掀起了一场音乐领域的大变革。从1967年5月《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被正式宣布为“革命样板戏”开始，其伴奏乐队的组建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当时，《智取威虎山》剧组率先扛起了试验中西混合编制大型伴奏乐队的大旗，并且很快就摸索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模式，这为后续样板戏的伴奏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个新组建的乐队，是以西洋单管乐队编制为蓝本，融合了民族乐器、西洋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三组力量。从197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总谱）里的“乐队编制”表里，咱们能清晰地看到其详细的构成。西洋乐器弦乐声部是“四三二一一”的配置，第一小提琴四把，那悠扬的旋律仿佛能穿透人心；第二小提琴三把，与第一小提琴相互呼应，增添了音乐的层次感；中音提琴两把，为乐曲注入了醇厚的中音色彩；大提琴一把，那深沉的音色犹如大地般厚重；低音提琴一把，则像是乐队的根基，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音乐的架构。西洋管乐方面，短笛一支，高亢的音色如同灵动的精灵；长笛两支，悠扬婉转；双簧管一支，音色独特；单簧管一支，为乐曲增添了别样的风情；圆号两支，声音浑厚饱满；长号一支，气势磅礴。 民族乐器组里，有京剧的“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京胡那清脆激昂的声音，是京剧韵味的灵魂所在；京二胡音色柔和，与京胡相得益彰；月琴则以它独特的音色，为音乐增添了丰富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板胡一把，不过这板胡是由小提琴手兼任的，这充分体现了中西乐器融合的巧思。琵琶一把，弹奏起来，大珠小珠落玉盘；键盘排笙一架，那悠扬的声音仿佛能带着观众穿越时空；曲笛一支，由第一长笛手兼任，将民族与西洋乐器巧妙结合；海笛及唢呐各一支，由双簧管手兼任，那嘹亮的声音在关键时刻总能震撼人心；竹管一支，由单簧管手兼任，为乐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韵味。 打击乐器组更是中西合璧的典范。中国打击乐里，板一个，鼓一个，小堂鼓一个，武锣一个，高音大锣一个，低音大锣两个，小锣两个，大筛锣两个，小钹一个，哑钹一个，铙钹两个，大帽钹一个。这些打击乐器，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音色和节奏，在演奏中相互配合，营造出或激昂、或紧张、或欢快的氛围。西洋打击乐有铝板钟琴一架，那清脆的声音如同风铃般悦耳；定音鼓两架，能够精准地控制音高和节奏；大钹一个，吊钹一个，与中国的钹相互呼应。在实际演奏中，定音鼓、鼓、大锣、小锣、钹由五人分别演奏，其他乐器则由这五人兼奏。整个乐队从乐器数目上看，共53件（人次），其中10件乐器为兼奏，实际编制为43人（人次）。 这种经过反复试验确定的乐队编制，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虽然京剧“三大件”在乐器数量上只占1/17，占总人数的1/14，但它们在乐队中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伴奏演奏者坐在居中的位置，配器还突出了“三大件”的主导音色，使得“三大件”始终处于托腔的主要地位，京剧的音乐风格也因此非常鲜明。西洋乐器虽然数量众多，但与“三大件”的关系是主奏与从属的地位。“三大件”在整个乐队的混合音色中占据优势，西洋乐器在随腔时与“三大件”相比，处于从属地位，但又不是简单的衬托和消极的伴奏。 在样板戏的演奏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巧妙的配合。比如在《红灯记》里，当李铁梅唱起那激昂的唱段时，“三大件”的旋律紧紧跟随，西洋乐器则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为唱腔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层次感，让整个表演更加震撼人心。在《沙家浜》中，阿庆嫂与刁德一的智斗场景，伴奏乐队通过巧妙的配合，将紧张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三大件”与西洋乐器相互交织，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与智慧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