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

“赵一曼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事们都很难过，一个家喻户晓英烈的儿子，竟然会选择这条路。 1982年8月15日的北京，天气已经有了初秋的凉意。在机床厂一个普通的家属院里，陈掖贤的家门被焦急的同事敲开。屋里的一切都静止了，空气中弥漫着绝望。 53岁的他用一根绳索，为自己备受撕扯的人生画上了句点，桌上摆着他亲手抄录的母亲遗书。 他的离去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年累月的苦痛积压到临界点的最终崩塌。就在几年前，同事们就曾在他家中发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他因为没钱吃饭，饿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奄奄一息。 那一次，大家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可谁也没能把他从精神的绝境中拽出来。 然而，在他生命的前28年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是谁。他的名字叫陈掖贤，乳名宁儿，一个寄托着安宁与平静的愿望。 童年的记忆里，没有母亲的怀抱，只有伯父家的屋檐，和一张他走到哪儿都攥在手里的、早已泛黄的母子合影。照片里的女人很美，很温柔，但她是谁？为什么离开了他？ 这些问题笼罩了他整个孤独的青春期。他听过一些闲言碎语，说他是野孩子，这让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习惯了把自己藏起来。 直到1957年，组织上确认了他的身份。他和父亲陈达邦一起，在东北的纪念馆里，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遗像和那封写在囚车里的信。 当宁儿两个字从那份浸透了鲜血的纸页上跳入眼帘时，他积攒了二十多年的迷惘、委屈和思念瞬间决堤，几乎哭昏过去。 他终于知道，照片里那个温柔的女人，是一位在侵略者面前宁死不屈的钢铁战士。 巨大的骄傲和冲击之下，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找来一根钢针，蘸着墨水，一笔一划地，把母亲的名字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左臂。 他想用这种疼痛的方式，让母亲的生命与自己融为一体，永不分离。 后来，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大学教师，讲授他所笃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继承了母亲身上那种纯粹的、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渴望平等，鄙视特权，对世间一切不公都怀有本能的愤怒。 这种性格，让他无法在复杂的人情世故中游刃有余。他结了婚，又离了，然后又复婚。他不会理财，拿着在当时不算低的工资，却常常在月底陷入断炊的窘境。 家里米缸空了，他就硬扛着，喝野菜汤，甚至挨饿。他的妻子在生活的重压和反复的离合中，精神也出现了问题。一个家过得支离破碎，他渴望拥有一个普通人的温暖家庭。 他的一生充满了这样的矛盾。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却又无法忍受生活中的任何一点不普通。他那颗过于正直和坦率的心，与周遭格格不入。 当他认为某些事情违背了他心中的公平准则时，他无法像别人一样保持沉默。这种不合时宜的呐喊，在特殊年代，为他招致了巨大的灾难。 一夜之间，他从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变成了被审查的对象，最终被下放到工厂，成了一名普通的供销科职员。 从大学讲台到工厂车间，这巨大的落差彻底击垮了他。他不再说话，每天低着头上下班，成为了一个沉默的影子。 政府出于对他母亲的敬意，想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补助，他却固执地拒绝了。他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平民生活。这种无法调和的内心撕扯，最终将他消耗殆尽。 赵一曼在遗书中说：“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她用自己的实行，为儿子，为千千万万的后代，换来了一个崭新的国家。 可她不曾想到，儿子会吃尽了内心的苦难，最终选择了离去。 信息来源：《共产党员》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