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6日凌晨两点，台北北投，风雨交加，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进张学良的住所，是张群打来的，他只说了一句：“委员长昨晚过世了。”张学良拿着话筒，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个字：“啊。”外头雷声大作，他再没说第二句话。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蒋介石的逝世，让张学良不由的回想起，那年的九一八事变。 那时候，日军悍然侵占东北。 当时作为东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多次明令禁止下，无奈执行了“不抵抗政策”。 尽管他内心备受煎熬，也曾在暗处支援抗日力量，但家乡的快速沦陷依然使他背负了“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东北军官兵更蒙受巨大耻辱。 随后，蒋介石调派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前往西北执行“剿共”任务。 在西北前线，张学良目睹了红军坚定抗日的决心和行动，深受触动。 同时，他麾下的东北军将士，心中燃烧着丢失家园故土的屈辱感，对持续的内战产生了强烈抵触情绪，“打回老家去抗日”成为最迫切的呼声。 张学良与杨虎城多次面见蒋介石，以极其恳切甚至悲泣的方式进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遭其严词拒绝。 数次劝谏无果后，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和部下的强烈诉求，张学良决定采用激烈手段。 十二月十一日夜，他与杨虎城周密部署，次日凌晨发动兵谏。 被拘禁期间，蒋介石视此为他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事件最终在各派政治力量协商下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口头允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为了向世人证明此举纯属为公、绝无个人野心，张学良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然而，抵达南京后，蒋介石迅速背弃了和平解决的氛围。 1936年12月底，军事法庭以“劫持统帅”等罪名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 后面虽然特赦了，但张学良得到是台湾的数十年秘密囚禁。 而这次囚禁不仅是九一八事变，而是曾经的恩恩怨怨。 1928年，彼时张学良主政东北，面临日寇窥伺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北进的双重压力。 深思熟虑后，张学良不顾部分部下的反对，于年底毅然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服从南京中央政府领导，史称“东北易帜”。 此举使得当时仍属新生的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两年后的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几大地方实力派联合发动反蒋战争，即“中原大战”，战局一度陷入僵持。 手握重兵的张学良，在关键时刻选择支持蒋介石，率东北军主力大举入关参战，成为压垮反蒋联盟的决定性力量，帮助蒋介石巩固了统治。 这两次抉择，张学良客观上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有重大支持之功。 但在蒋介石眼中，西安事变的严重性远超过去的功绩。 他视兵谏为对最高权威的不可饶恕的挑战，是对他个人的彻底背叛。 曾参与处理此案的高层人士曾坦言，蒋介石表面维持宽容姿态，实质内心深处积怨甚深。 这种根深蒂固的怨恨，一直延续到他生命尽头。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 次日凌晨，张学良接到通报这一消息的电话。 他沉默良久，没有表达任何即时情绪。 此前约八个月，在士林教堂的例行礼拜活动中，他曾远远望见蒋介石最后一面，对方已是步履维艰、形容憔悴。 张学良参加了蒋介石的葬礼，并呈上了一副自拟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十六个字，凝练地揭示了两者关系曾兼具深厚情谊与最终破裂的尖锐矛盾。 蒋介石死后，其子蒋经国掌控台湾政局。 他对张学良的态度相较其父有所缓和，张学良的日常生活待遇逐步改善，但人身自由的恢复依然无望。 1979年中秋节，蒋经国在官邸设宴款待社会名流，张学良夫妇名列其中并受邀出席，这是他被囚禁四十多年后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亮相，引起广泛关注。 几天后，张学良又被安排出席了一场大型阅兵典礼。 这些高规格的公开活动被视为蒋经国展示善意的信号，但张学良深知，蒋经国始终无法逾越其父临终遗命的核心束缚——视其为猛虎，“不可放虎”的告诫根深蒂固。 对故土的深切思念始终伴随着张学良。 1980年10月，在蒋经国的特别批准与严密监控下，张学良被带往金门。 他手持望远镜，面向大陆方向久久凝望。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 张学良得知后前往吊唁，并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经济发展的认可。 随着蒋经国的逝去，张学良与蒋家两代人的时代纠葛在形式上终结。 1990年，李登辉正式解除了对他长达五十四年的所有监管措施，恢复其完整的人身自由。 离开台湾前夕，张学良向媒体表达出回到阔别数十年大陆的强烈愿望。 大陆方面对此高度重视，派遣张学良在东北军时期的旧部、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吕正操将军远赴美国夏威夷探望，商议其返乡事宜。 遗憾的是，因当时复杂情势，此事最终未能实现。 2001年10月，在伴侣赵一荻逝世一年后，张学良在夏威夷平静离世。
